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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 作者: 刘静 刘崇理
  • 分类: 破产法
  • 期刊年份: 2020
  • 期号: 19
  • 页码: 76
  • 摘要:

    我国亟需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解决现实问题,也基本具备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我们应本着借鉴域外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积极稳妥推进这项工作。应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本次破产法的修改,为个人破产实践明确法律依据,建立基本框架,再逐步予以完善。为保证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初期的程序结构应是更生、清算与和解程序共存。具体制度的设计要妥善处理债权人公平清偿和保护债务人合法权利的关系,既要遵循个人破产的一般规律,又要从我国现实出发,但不能走向迁就现状的极端。破产免责、自由财产和失权制度既要保障债务人得到切实的救济,更要防范程序适用中的欺诈行为,才能实现对债权人的公平清偿,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应采取许可免责的模式,合理确定自由财产的范围、债务人失权的范围及期限。

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一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把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和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以个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不能案件作为改革任务之一。目前,此项工作已经开展1年有余,主要是围绕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何建立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也就是立不立和如何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如何立的问题包括立法模式和适用主体、程序结构、基本制度等问题。本文对研究情况初步总结,并提出相关问题,希望各界人士给予更多关注,共同推动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

一、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可行性

现行企业破产法起草过程中,曾专设免责一节,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破产人,在破产案件终结后,对于普通债权未受清偿部分,免除清偿责任。[1]这属于个人破产制度的内容。但有不同意见认为,在我国个人信用体系还不健全,尚无有效手段防止个人借破产之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对个人实行破产的条件尚不成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认真研究认为:对个人破产如何规范的问题,还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各方面的意见也不一致,将其纳入破产法适用范围的条件尚不成熟。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再通过修改有关法律予以明确。[2]经过调研,笔者发现,对于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过多争议。当前的新冠疫情,更是凸显了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个人破产制度具有公平合理调整债权债务关系、赋予过度负债的债务人经济重生的机会的功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均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现有的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局限性明显,不能完全替代个人破产制度。[3]争议比较大的仍然是个人破产立法的可行性,即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笔者认为,现行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施行,至今已经13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重大的进步,已经基本具备个人破产立法的条件。

1.个人破产制度所需的相关配套制度渐趋成熟。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需要相应的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财产登记申报制度等配套制度,这些制度已经逐步建立或完善。一是信用征信方面。2019年,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累计收录了9.9亿自然人的信息,个人信用报告日查询量达550万人次,[4]已经初步建立起能够抑制个人恶意逃债的信用评级体系。二是社会保障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9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基本实现。[5]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已初具规模,也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物质基础。三是财产登记方面。现行企业破产法施行后,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财产登记制度。未来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也将有助于促进查明、追索财产,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和抑制恶意逃债。此外,个人破产制度和相关的配套制度彼此关联、相互促进,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之后,能够倒逼其他制度的完善,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倒逼那些被认为不够完善的制度得以进一步健全完善。[6]

2.破产法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企业破产法实施13年来,破产案件逐年增长,审判机构和力量逐年壮大,截至2018年底,全国法院设立了专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98家;截至目前,已经批准设立了12家破产法庭,其中11家已经挂牌。参与分配制度、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行为措施的施行,部分发挥了个人破产制度作用,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积累了必要的实践经验。企业破产法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个人破产法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为个人破产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3.个人破产立法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2019年两会期间,有17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议案。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也得到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13个单位联合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同年8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办发[2019]39号),要求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一线实务部门及国务院办公厅在短时期内对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密集发声,体现了我国对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亟需,以及中央政府层面的实务部门对此问题认识的高度一致。前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发布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个人破产成为热点话题,反映出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舆情监测情况反映,有约6成网民支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今年5月180,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健全破产制度,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推动个人破产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这一政策的发布,说明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已经是势在必行。

二、我国个人破产的立法模式和适用主体

目前,企业破产法修改已经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个人破产应单独立法还是纳入企业破产法修改统一立法?笔者认为,虽然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都属于破产制度,但二者在立法目的、债务性质、债务规模大小、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破产财产的构成等多方面存在实质区别,理想状态应该是单独立法,但就现实的迫切需要及立法的实际操作而言,先统一立法,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本次破产法修改,专章或专编加以规定,效率更高,更能适应现实需要。

按照是否持续从事经营活动,自然人可以分为商人和消费者两类。在我国现阶段,个人破产是适用于这两类主体,还是采用分步走的方式,先适用商自然人,再适用消费者?对此存在较大分歧。

主张一步到位的理由是:第一,具体实施中难以识别债务类型或者债务人身份,区别适用,会带来程序上的繁琐,也会产生为了适用而人为制造债务的问题。无法彻底改变半部破产法的困境,还会带来额外的群体冲突和政治风险。第二,对各类债务人应予以平等的保护。第三,目前消费者负债似不足以对银行造成风险,但不应忽略金融危机的传导效应和当前经济主体之间多重密切的关联性,更不应忽略破产法以人为本、保护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宪法基础。赋予各种类型的债务人经济复苏的机会,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增加社会流动性,防止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

主张分步走的观点认为,出于控制个人破产可能对社会造成冲击风险的考虑,消费者和农村承包经营户暂不适用。消费者破产,对社会价值观念、消费观念、金融体系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民众接受程度如何?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其一,其主要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流通均受限,且农民一旦因破产失去了具有社会保障作用的土地,对社会秩序会形成怎样的冲击?其二,我国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度尤其是农村的土地政策在近年来的调整和变化幅度较大,远未定型。其他障碍包括: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所得很难计算、农村居民在失权和复权制度适用上存在明显困难等等。[7]

笔者认为,应先对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我们在向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提交的建议稿中,列出了两种方案。

三、我国个人破产的程序结构

与企业破产法相比,各国个人破产法具有更多的历史、政治和地域特色。个人破产程序的思路有很多种:一是按照程序类型,分为更生、清算、和解程序。二是按照身份,分别规定消费者和商自然人的程序。如法国的过度负债程序适用于非职业性债务人;商人、手工业者、农业耕作者、自由职业者则应当适用法国商法典规定的排除程序。有些国家的某种程序并未明确将身份作为适用条件,但在安排该程序的功能特点和具体规则的时候,其实是以某种身份或者某种类型的债务人为预期适用主体的。这种立法技术安排可能带来立法预期之外的结果,但并不见得是不好的结果,如英国的个人自愿安排、日本的小规模再生程序。三是在适用于企业和个人的标准程序的基础上,专门规定适用于消费者的破产程序,如德国消费者破产程序的适用对象是不从事或不曾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的债务人。曾经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其财产状况简明清晰,并且以针对该债务人不存在因劳动关系所生的债权为限,提出破产程序申请时,债权人少于20人。四是并不严格按照企业和个人的二分法解决适用的问题,有的程序既适用于个人,又适用于企业,如美国破产法第7章程序、第11章程序,日本的民事再生程序。

很多国家的破产程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过度负债类型和社会问题,在适用主体、程序规则和制度功能方面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程序类型自然会在原有格局的基础上增减、调整。我国设计程序模式,不宜全盘照搬特定国家的整体程序结构,而应立足我国实际,以程序主体的适用利益为导向,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提供更生、清算与和解的多元选择,根据债务人的债务规模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设计适应不同情形的灵活程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和解程序的存废问题上,笔者选择了保留。和解与重整程序的功能虽然有一定的重叠,但是二者还是存在区别。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说,在立法的初始阶段,可以两个程序均予以规定,经过实践检验后,再作出最终的选择。

笔者建议设置和解程序,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和解协议的通过约束很少,和解程序不设置强裁规则,和解协议也不需要满足更生协议的批准条件。和解程序最大的利益是:在清算分配数额大致确定的背景下,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直接协商清偿数额、清偿时间与免责的关联,和解清偿计划可以比更生程序的时间更短,和解程序鼓励即时履行,不支持通过获得有息贷款的方式获得用以清偿的款项,不排斥债务人的亲友提供支持。其次,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和解程序仍然在复杂案件和中小微企业破产中发挥着有益的补充作用。当下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系统对个体的赋能同时伴随着对个体施加各种规范性束缚的神圣传统的消解,这就意味着个体正不断地走向自我化,从而越来越成为进行理性计算、自我决策的个体。[8]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协商可能出现什么结果,法律规则是难以预测和囊括的,因此,在没有令程序复杂至对申请人构成选择困境的情况下,多一种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灵活安排清偿协议的程序选择,就为更多的债务人获得救济提供了可能,也为债权人迅速实现债权提供了清算之外的另一种谈判和博弈机会。最后,根据行为经济学提出的关于非理性人的新观点,其经济决策的过程包含了相当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权重,“事实上,人们经常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人”。[9]在浙江台州、温州等地的司法实验案例中,道德和人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为熟人和亲友的债权人往往会豁免债务人的全部或者部分债务,而近亲属则在有预期彻底解决债务人危机的情况下,集聚家族之力,为债务人提供清偿款项。精于算计的债权人更加看重债务人的清偿数额,而不是债务人等待免责时间的长短。司法内的和解程序可以考虑提供这样一种利益博弈的场合。

这部分的问题还包括和解应否作为清算和重整的前置程序、简易程序应如何设计、各种程序之间又应如何衔接转换等。这些都需要考虑当事人自由选择程序的权利和防止当事人利用程序套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再作出选择。

四、我国个人破产的基本制度

个人破产程序最为典型的基本程序是破产清算程序,它全面包含了个人破产制度最为独特的3个基本制度,即免责、自由财产和失权复权制度,更生程序、和解程序是在清算程序的基础上调整的结果。同时,破产程序启动后的概括禁止制度、清算程序的清偿顺序、担保人的破产问题、设置了抵押贷款的住宅的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囿于篇幅,另行探讨。

在个人破产程序的构建中,应遵循这样的基本制度设计理念:不同程序的免责制度、财产和失权应进行细致的规则设计和比较,为法律主体提供长期稳定、整体统一和较为准确的行为预期。通过程序内部的制约和激励,激发参与主体诚实、积极地参与破产程序,遵守良好行为期的规定和履行清偿计划,从而重塑良好的经济行为模式和信用的愿望。通过程序内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的设置,警示法律主体不要实施欺诈、违反信息披露、概括禁止和免责禁令等法律义务。对程序的设计既要结合我国民众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认同度,考虑制度处于初创阶段民众缺乏对法律的整体信任等背景,又不能以迁就现状为理由,放松对歧视和侵害破产债务人、因保障不足而导致破产旋转门现象等问题的警惕。

(一)免责制度

如何防止债务人利用免责制度逃废债,恐怕是民众最为关注和担心的问题。在制度从无到有的过渡阶段,如果设计不当,反而会给制度的运行带来较大的障碍,因此,在设计个人破产清算程序的免责制度时,我国应谨慎借鉴美国、日本清算程序快速免责的立法例。对于多数债务人,应根据清偿比例的高低,设定3年左右的行为考察期,为识别或者追究遗漏财产、未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发现免责前的其他欺诈行为等问题的澄清和处理留出相应时间和空间,但又不能过于漫长,以致过度消耗债务人的希望和降低其生产力。

我国目前不宜采取自动免责模式。债务人如果没有公文书表明自己获得了免责,很难不受一些法律规定的限制和非法侵害。虽然许可免责会给管理人和法院带来巨大的工作量,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立法选择。许可免责可以给债权人一个制度期待,便于发现遗漏财产和欺诈行为,可鼓励债务人调整理财观念、消费习惯,为债权人提高信用留出时间。另外,将清偿比例作为激励债务人提前获得免责的条件,可以鼓励债务人及时寻求破产程序的救济,既能促使其对债权人负责任地尽力清偿,又不至于对公平造成太大的影响。

在简易清算程序中,对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未来确实不可能有超过自身及其抚养、赡养和扶养的家庭成员所需合理开支的收入可供分配的部分债务人,因为其具有低收入低财产、无收入无财产、债务规模较小的特点,对他们主要是进行救济,设定免责的行为考察期既不能使其迅速摆脱困境,也并不会使债权人得到更多的清偿,因此,对这部分债务人,可以在破产分配或者无财产可供分配的情况下宣告破产,同时裁定其免责。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对债务规模较小、破产财产较少或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的消费者破产清算的免责规定都很宽松,对于贫穷和陷入困境的个人和家庭的复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掌握适用条件,确实是诚实、不幸而且创收能力较差的债务人,才能适用该程序。在作出立即免责裁定之前,法院应当听取管理人和债权人的意见。更生免责分为执行完毕的免责和艰难情事免责两种,其范围一般比清算程序更为宽泛,通过法律规定的更生计划批准或者强裁的若干标准和债权人的表决比例予以保障。

以清算程序为例,我国限制滥用免责的环节可以考虑包括以下规范:第一,对道德风险过高的主体限制适用破产程序,包括在一定期限前有破产犯罪或者密切相关的经济犯罪的债务人,以及多次频繁利用程序的债务人。第二,概括性地不准免责。对具有破产犯罪行为,隐匿、损坏、不当处分财产或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等行为的债务人拒绝作出免责决定。已经清偿的债务不得返还,自动冻结的保护失效,债权人可以立即启动各种追债催收程序。这对于刚刚获得片刻安宁、看到未来希望的债务人而言,是相当严重的后果,是企图欺诈的债务人必须要衡量的违法成本。第三,对于获得概括性免责的债务人,确定部分不能免责的债务,包括担保物权,配偶补偿义务或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导致的侵权赔偿义务等。这些程序和实体条件实际上对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前的不良行为作出了负面评价,并杜绝了债务人通过其他程序逃避道德性或惩罚性义务。如果我国对破产财产实行膨胀主义,获得免责的时间也较长,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则应当比采取即时免责的立法例确定的范围更小,才不至于令债务人长时间背负清偿压力,并因清偿负担过重而再次陷入破产。第四,对债权人权利予以保障。赋予债权人对免责提出不同意见、对免责裁定提出上诉、提出变更或者撤销更生计划、撤销免责裁定的申请等权利,保障债权人的程序参与和实体权利,形成透明、反应迅速和重视清偿率的良好环境。第五,在个人破产法最初的运行阶段,将良好行为期设置为3到5年,实行许可免责。但是,如果债务人超出必要开支范围的财产或收益全部用于清偿债务,债务人的生活水平必须保留在近乎贫困的状态,与其获得的收入无关,债务人的生产动力仍然受到压抑,很可能拒绝从事更多的或者收入更高的工作,所以,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设计,超过必要开支部分的收入,仅以其中一定比例的数额用于清偿,其他则为债务人所保留。

(二)自由财产制度

财产豁免的理念是,当债务人获得免责、退出破产并获得全新开始时,他们首先应该有足够的财产以满足自己和家人在破产后的最低生活需求,必要时包括最小的企业需求。[10]美国自由财产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现行的州法以及联邦的财产豁免规则都旨在促进5项不同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每项财产豁免规则都应当促进以下至少1项政策目标的实现:①为债务人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财产;②保护债务人的人格尊严以及文化或宗教认同;③使债务人能够获得财务更生并在未来重新取得收入;④使债务人的家庭成员免受贫困的恶果;⑤将向债务人及其家庭提供最低程度财务支援的负担由社会转嫁至债务人的债权人。免责制度和自由财产等制度相结合,才能保障债务人既可以摆脱过去的负担,又有重新开始的基础条件。

首先,不得强制执行的财产均为自由财产。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关于不予执行的财产即贯彻了前述确定方式,为债务人继续保有尊严和希望、继续生活和工作保留了基础物质条件。经历疫情,法律和民众都应当深刻反思人类与环境、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纯粹将动物视为食品、玩物以及客体和他物的观念,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出于非经济目的而豢养或者种植的动植物和经济价值不大而精神价值很大的财产应当列为自由财产。

其次,应确定特定自由财产价值限制原则。前述财产如果价值较大,不用以清偿债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不认定为自由财产。债务人及其所抚养、赡养和扶养的家庭成员所必需的居住房屋,符合前述情形的,可以用来清偿债务。债务人没有其他财产可以用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应当在考虑必要共同居住人数和当地平均租金等因素的基础上,为其预留3至5年的房屋租金。在这个问题上,破产制度应当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考虑,而国家则应大力建设廉价的公租房,切实保障人民的居住权。是否可以考虑在债务人自由财产总额较小的情况下,普遍性地为债务人保留适当额度的现金,但又不至于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个人破产程序中家庭住宅的处理、工资和养老金权利以及家庭、夫妻等共有财产的分割等问题,都是与自由财产密切相关的课题。

再次,自由财产的确定应当有充分的程序保障。立法应当通过强化债务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强调管理人调查违法转换自由财产的不诚实行为等规则,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管理人应当审查债务人关于确定其自由财产范围的申请,并形成带有独立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及相关必要信息应与债权人会议的其他资料一起,向有资格参加和列席债权人会议的人员公开,但不作为债权人会议的表决事项。债权人、债务人对人民法院裁定的自由财产范围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三人对自由财产的权属确有争议的,可向受理破产清算案件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失踪人因为有生还的可能,财产代管人应当为其保留相应的自由财产。

最后,自由财产范围的扩张,是指将本来不属于自由财产的财产经由法院审查转换为自由财产。转换的特定原因包括:基于职业的需要,基于债务人及其家庭成员必要医疗、教育的需要等,这与目前强制执行领域出现的善意执行趋势是一致的。但是,自由财产扩张的范围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和具体事由,听取债权人和管理人的意见,确定大致的上限,需要裁判者具有较高的智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不能过度保护债务人而不顾及债权人的利益。更生债务人可以保留的财产范围更大,更生计划的执行完结比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数据,总体而言,可能并没有太低或太高的情况。

(三)失权复权制度

失权制度实质是对破产债务人的行为限制和资格限制,应当按照较为宽泛而且宽松的整体思路进行考虑,但在规则设计时则要区分不同领域的外延而不能一概而论。失权的外延主要包括:进入破产程序后免责前的行为和资格限制,以及免责后的破产记录,而不拘泥于债务人在清算程序中被宣告破产这一应逐渐弱化的标签行为和时间节点。一方面,随着债务人重新融入社会重要性的凸显,个人破产的污名化和可归咎性已经逐步减弱,法治成熟的国家通过设立相关的行政机构,鼓励公益组织、专业协会关注对破产债务人受到的社会歧视和排斥,因为这些现象和破产法促进整个社会持续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福祉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破产对遵守契约和债权人带来的影响,从防范过度负债的角度出发,设置一定的、对应不同程序和不同行为性质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则或者有层次、有差异的失权规则,仍然是必要的。

首先,关于行为限制。在进入破产程序直至免责裁定生效之前,含有失权性质的行为限制主要包括:一是不得进行大额消费、投资理财;二是保持和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联络畅通,主动报告住所变动和出行信息;三是不得获得大额借款或者提供大额借款;四是不得新任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债务人确有正当理由需要实施本条规定中限制的行为,应经管理人审核后,提交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违反上述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根据管理人、债权人的申请,对债务人处以训诫、罚款或者拘留。其中,强制执行法草案已经对高消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虑到破产有更多基于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考虑,债务人的消费限制应不至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毕竟,对确实失信的被强制执行人通过处处受限的高压可以促使其诚实履行判决,对诚实而确无清偿能力的破产债务人,程序内诱人的胡萝卜和又准又狠的大棒同时并举,比泛泛地剥夺和限制更有价值。有些国家对破产债务人的资格限制林林总总地规定在各种法律中,数量很多,不利于债务人的重新开始,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排斥或者是债务监禁。不过,这些国家债务人大部分失权限制的持续时间都较短,甚至仅在(即时)破产免责裁定作出或者更生计划认可之时等时点,就可以当然复权。因此,破产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不宜对前述问题进行详细繁杂的规定,仅考虑对其他法律规定对破产债务人的职业限制作出原则性、倡导性规定即可,留待各部门法根据其调整对象和领域的特性,确定是否要对其执业人员作出限制,避免出现各种黑名单过分扩张、对债务人造成严重社会排斥的不良后果。

其次,对债务人从事特定职业的限制。主要有:针对专业资格的律师、会计师等职业的限制;对担任政治领导或者某些公务、社会职务的限制;对成为企业发起人、投资人或者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对成为监护人、遗嘱执行人的限制。有的国家关于职务资格的限制较多,前述限制一般有一定期限,而不是终身。虽然大部分设置了更生或和解程序的国家对更生债务人几乎没有或者仅有很少的职业限制,而创设更生程序的目的之一也在于让中产阶级、小规模经营者、警察等债务人可以不受破产宣告的名誉影响,也不会因失权限制而丢掉工作。破产法或者相关法律确定债务人因为特定的违法行为或者对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应对其担任经营管理人员或者投资资格进行限制的,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予以限制并进行适当记录。

最后,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后,应当将债务人纳入破产案件管理系统,债务人的信息可以如同被执行人的信息一样为相关平台和相关机构获知,相关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部门、银行等)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如有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要促进破产平台和强制执行平台、市场管理平台的连接和互通信息。更生计划执行完毕后,债务人的更生信息在个人征信系统中保留的期间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7年。债务人获得免责裁定的情况应当录入前述平台,债务人获得免责裁定之日起一定年限后,可以考虑删除债务人的相关破产记录。自人民法院作出破产宣告裁定之日起,债务人的破产信息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官方平台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债务人获得免责裁定和复权的信息应当录入前述平台进行公示。免责裁定生效两年后,前述平台应当自行删除前述记录。

破产程序应当规定自动复权制度,自债务人免责之日起,自动而无需额外裁定债务人复权,其行为和任职资格均不再受任何限制,但是,征信记录会保持更长一段时间,根据征信法律的规定删除相关的征信记录。债务人可以通过新的经济行为提高自己的征信分数,继而提高自己的融资能力。

结语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外的个人破产法理论和实践,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各国个人破产制度受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接受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我们的目标应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制度,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以解决中国的个人破产问题为目标,积极稳妥地建立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个人破产制度。2019年8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发后,深圳市加快了个人破产地方立法的进程。近期,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已经提请审议,[11]允许深圳就个人破产地方立法,本身就有先行先试、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的目的,应全面深入探索。就全国而言,应先建立基本框架,以适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为个人破产实践确立法律依据,再逐步予以完善。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此次企业破产法修改,对自由财产、免责、失权复权等个人破产的基本制度以及简易程序、管理人选任,财产的识别与控制等与企业破产相应制度有重大区别的问题加以规定,明确个人破产的基本规则,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对个人破产制度的亟需。接下来,在制度建立后的实施中发现问题、积累实践经验、加强理论研究,逐步完善个人破产制度。

【注释】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1]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页。

[2]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3]赵万一、高达:“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

[4]“我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载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40688/zy40692/Document/1656902/1656902.html, 2020年4月26日访问。

[5]尹蔚民:“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载http://opinion.people.com.cn/nl/2018/0109/cl003-29752604.html, 2019年5月8日访问。

[6]王欣新:“个人破产制度建立还有多远?”,载https://www.sohu.com/a/333533947_689962, 2020年4月26日访问。

[7]赵万一、高达:“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

[8]泮伟江:“如何理解中国的超大规模复杂性”,载《读书》2019年第5期。

[9]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Richard H. Thaler, Behavioral Economics, MIT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00—27, 2000.

[10]自然人破产工作处理小组:《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殷慧芬、张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11]“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相关条例草案首次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载http://www.szrd.gov.cn/szrd_dtxx/szrd_ dtxx_rddt/yw/202004/t20200430_19200201.htm, 2020年5月1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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