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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企业职工债权优先性的解读与重塑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等对破产企业职工债权的保护进行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劳动债权主体、劳动债权内容、劳动债权人的破产参与程序以及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体现了基于劳动债权所特有的生存、秩序和正义价值追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权利倾斜性配置导致各类债权人对劳动债权趋之若鹜,纷纷主动加入职工债权大军;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框架下作为优先权之一的职工债权劣后于众多其他类型债权清偿,在破产财产较少情形下将给人“画饼充饥”之感。前者失之于宽,对维护其他各类债权人利益影响巨大,极大地抑制了市场效率的提高;后者失之于严,对职工债权重重包裹封锁,难以实质维护公平正义。有鉴于此,确有必要从职工债权优先性出发,对职工债权受偿内容及顺位进行辩证解读及规则重塑。

一、多重利益诉求碰撞下职工债权认定及清偿的现状考察

(一)市场化破产下职工债权清偿不足的实践反思

破产企业作为一匹“病马”,其自身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定积累了大量“毒素”,通常表现为债务数额巨大、债权类型多样、参与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等问题,造成资产与负债极不对等,加之破产企业资产变现价值过低,进而导致职工债权无法全额清偿。以Y市某电缆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为例。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据此,管理人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中,依据现行法律清偿规则,确认清偿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债权1300万元,确认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2200万元,确认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123万元,此后将余款374万元清偿职工债权478万元,清偿率约为66%,其余顺位在后债权不再清偿。

在有限资产条件下,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给予我们更多的反思空间。一方面,在与同样存在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的优先权制度(如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比较中,破产企业本身的职工债权劣后清偿是否有违实质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职工债权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化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否存在一种更为完备及多元化的保护模式?

(二)利益驱动模式下职工债权认定模糊的司法困惑

在人类固有的利益驱动的行为模式中,要让债权人自愿舍弃职工债权这块“最后的蛋糕”可谓困难。尽管我国劳动法等法律已对职工的定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但囿于商事交易和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笔者通过搜索近年来的相关裁判文书及司法实践发现,法院在不同背景下对于职工债权的认定确实存在一定的裁判分歧。以商业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群体——业务员为例,如在何某与某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中,何某在智慧公司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后其诉至法院要求智慧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及赔偿金等。智慧公司抗辩称,其与何某之间签订了委托合同,故系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何某所从事的医药代表工作系智慧公司经营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该岗位系正常、稳定的工作岗位,智慧公司为何某缴纳社保,何某与智慧公司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法院据此支持了何某主张的业务费。[1]二审法院的认定说明更具有逻辑自洽性,其认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然后又通过委托合同对劳动内容及费用结算作了约定,两个合同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劳动关系框架,双方履行委托合同的行为没有超出劳动关系的范畴。[2]又如,在陈某诉某破产电缆公司职工债权确认纠纷案中,陈某作为电缆销售业务员,起诉将公司结欠的业务费用作为职工债权优先清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与电缆公司之间除存在劳动关系以外,还存在基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属于两种法律关系的竞合。而破产法优先保护的工资、劳动保险费用等职工债权是职工实现其生存权近乎唯一的方式,陈某主张的业务费不能确认属于该范畴,因此不属于职工债权,不能予以优先保护。此外,通过对电缆公司的破产案件了解后得知,该电缆企业中与陈某相同的业务员近30人,合计结欠业务费近8000万元,如全部确认为职工债权,将直接导致排在其顺位之后的税款债权及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

管中窥豹,我国对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具备浓厚的“父爱主义”色彩,对职工的保护在一定时期内甚至超过了市场效率的追求。而目前司法实务界对于职工债权保护的主体、范围未有统一认知,破产法对于职工债权的列举式规定也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导致破产案件中各类债权人均以职工债权形式申报债权,以致于搭便车现象突出,众多债权以职工债权自居而优先从资源有限的“公共鱼塘”中捕捞,严重影响了其他债权人利益。

二、职工债权优先性的适度扩张与审慎限缩

(一)维护实质公平正——零和博弈下职工债权的适度扩张

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破产法作为分配正义的体现,将“公共鱼塘”的收益依照一定的顺位进行清偿,一方的受偿额增加必然导致另一方受偿份额的减少,因此,有必要对于职工债权优先进行正当性证成,进而对职工债权的合理扩张提供理论支撑。

1.职工债权优先性的法理基础——以实质平等取代形式平等

自由、安全和平等诸价值,根植于人性的个人主义成分之中。[3]人的尊严理念导致劳动权的产生,而破产职工债权实质为劳动报酬请求权,其作为债权的一种,在债务清偿未进入司法程序时,鉴于债权的非公开性,其具有形式平等的特征。当同一个债务人对数个债权人存在非财产担保的债务时,适用无优劣的平等原则,因为此时债务人财产充足,债务的形式平等并无后顾之忧,它既体现了公平,又提高了社会交易效率。但当债务人企业因财产不足而应当进入破产程序时,不同债务的不同价值就凸显了出来,呈现了不同的等级性。正如有学者说,个体生存的人权价值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保护这种价值的实践就是保护最基本的人权,实现基本的人权价值是平等原则最低限度的要求,因此,不考虑债权背负的不同价值的形式平等,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4]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对弱者的关怀和保护的道德法则,这就是实质平等的体现。对应在破产案件审理中,便应适用不同层级债权不同顺位受偿、同一层级债权平等受偿的规则,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等规定便体现了该种实质平等。

2.职工债权优先性的合理性体现——多元化破产目标下的最优选择

破产立法的历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不自愿到自愿,再到策略性破产。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各国的破产立法相继确定了多元化及社会本位的破产法目标。如1982年英国破产法实施评价委员会的报告中就将现代破产法的目标定位于:巩固现有的信用制度并修复对该制度的破坏;尽早地诊断和处置即将来临的破产事件;承认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受破产事件影响的社会其他组织的利益。可以看出,该些目标的宗旨不仅仅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而且兼顾债权人与所有相关主体利益,进而实现全体利益主体的综合平衡。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第一,职工债权优先性体现了破产法的社会本位性。破产法的多元化目标决定了破产法的社会本位性,而社会本位性最终落脚点仍然是个人利益的提升,其从个人的抽象平等中看到了具体不平等,从而对处于弱势的群体予以特殊保护,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协调。而劳动者相对于企业主及其他债权人,实际上处于弱势群体,赋予其债权优先受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社会利益,充分体现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理念;第二,职工债权也是社会公共政策诉求的体现。公共政策承担着维护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运行秩序的任务。目前,在改革中将利益冲突各方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采用渐进方式完成改革,实现全社会的平稳转型发展,是我国最核心的政策诉求,因劳动者在利益维护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劳动债权优先性恰恰能消弭劳动者因生存本能激发的能量,减少了社会改革成本,故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的政策诉求。

(二)保障社会整体效率——限制法律供给原则下职工债权的审慎限缩

1.限缩原理一限制法律供给原理的运用

限制法律供给的原理在于,受到法律规制的个人或社会组织是法律产品的需求者和消费者,相似法律制度因为成本收益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净收益和价格,消费者由于偏好将对法律进行挑选适用。[5]理性的法律产品消费者面对某法律制度的成本、价格攀升的状况,将对该制度产生抵触情绪,进而极力规避该制度,那么该法律必须限制供给程度,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限制法律供给原理以利益衡平为基本原则,并以维持该制度与其他类似制度比较中的竞争力为目标。以企业破产法为例,其突破了契约相对性理论,更加注重平衡各个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有效地解决了不同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时为争夺债务人财产而产生的诸多纠纷,故其必须限制对于某一类债权人过多的法律供给,以防止其适用阻碍。

2.限缩原因——职工债权优先性存在固有缺陷

破产程序中对于劳动者提供适当保护,是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但一味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而无视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无异于涸泽而渔,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企业生存条件持续恶化,而劳动者则继续大量失业。究其原因,职工债权优先性本身具有无法避开的缺陷。首先,非市场的因素如果要介入资源配置,应当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于职工债权的保护是分配正义的体现,但过度保护则会干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影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不利于社会依靠自身完成新陈代谢的良性循环。其次,职工债权在漫长的破产案件审理、资产变现分配过程中,其优先性就成了杯水车薪,失去了雪中送炭的立法初衷。在实践中,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也往往能够通过其他形式的帮扶和补助措施安抚失业员工,使得职工债权优先性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正面评价。最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方面享有自主权,应该意识到公司存在破产风险,也应对自身未及时离开破产企业负有部分责任。

3.限缩方法——权利人、受偿额、类别的全面限制

首先,对于权利人的限制。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劳动债权的主体是破产企业职工。其采用的是狭义劳动者说,所谓职工应当是指被录用并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以工资为劳动收入的员工,即处于从属地位为他人服务者。应当注意的是,企业破产法条款上规定的“职工工资”并没有限定“职工”一词,故职工工资既可以是正式员工工资,也可以是非正式员工工资。据此,与企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包括短期用工,临时工、外包工等主体的债权,也应被涵盖在职工债权范围内。其次,受偿金额的限制。破产优先权应当充分考虑优先权带给债权人的收益模式,避免对其产生错误的激励。[6]职工债权也应当设置一定的限额,防止将过于沉重的企业负担转嫁给其他债权人。该类限额可设立数额与期间的双重上限,从而在维护劳动者生存权益与激励劳动者重新择业、提高自身技能之间找到最佳平衡。最后,受偿类型的限制。权利之树不能恣意生长,需要确定“权利束”的“束点”,具体到职工债权中,就是要限制该权利项下具体的优先权类别,不可随意变动增加。

三、比较法视野下完善立法路径设计与社会化保障制度建议

劳动是人类生存权实现的关键,也是实现人有尊严的生活和人的发展之关键,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趋向,但担保物权等也同时具有保障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为债权人提供稳定预期的价值,是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内容,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包含破产法在内的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应该同时兼顾两种价值。据此,笔者希望通过借鉴国外或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当前职工债权清偿规则进行适当重塑及补充,以期在公平正义及社会效率的博弈中找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法治化破产。

(一)利益平衡——职工债权优先性的立法补充与顺位清理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的福利保障体系尚未完全成熟,劳动力在现在以及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因此,在我国的劳动保障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尚难以满足劳动者权利救济、提供有力保护的情况下,需要通过破产程序中的相关规则进行利益协调。目前各国对于职工债权的清偿位阶规定不尽一致,均建立在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历史传统以及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据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法律规制:

1.明确职工债权优先权的范围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对职工债权进行了规定,但仍然存在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尤其是“工资”的概念和外延需要明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类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提成工资、福利、年终奖等,故有必要对企业破产法规定的职工债权外延进行具体解释,同时对于存在争议的差旅费、住房公积金、集资款等权利通过司法解释等予以明确,尽量消灭模糊概念。

2.构建职工债权优先权内部清偿顺位

鉴于职工债权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内容,首先应理顺职工债权内部清偿顺位,对职工债权再次进行等级划分。具体可以分为:第一,生存类职工债权。该类债权应为劳动力价值支付的对价,同时也需满足职工最低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人权实现。对于该类债权需进行一定的限制,如日本法中的先取特权限定为破产申请前3个月,债权类型也仅有尚未支付的工资和退休金。新巴西破产法规定只有不超过相当于150个月的月最低基本工资(约为1.3万美元)的劳动债权才能优先清偿,其他部分属于普通债权,没有优先权。而英国不但规定了破产前4个月的限制,还规定了800英镑的优先权限额。据此,根据我国国情及现有职工工资水平,该类生存类职工债权可以以破产受理前3年为限,同时采取浮动限额办法,规定数额不得超过该年度所在地区行业平均工资。同时在现阶段,生存性债权还应包括医疗、伤残、抚恤费用及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补偿金及其他福利性工资待遇。该类债权部分具有补偿性质,部分具有非一般性,因该些债权并非为了职工的基本生存利益所设,而是为了激励员工最大限度地提供价值,从而帮助公司产生利润,该类债权从内部价值等级考量低于生存类职工债权,应当劣后于第一类职工债权清偿。

(二)风险共担——职工债权社会化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政府作为国家行使职权的主要主体和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屏障,承担着社会关系调节器功能,理应对劳动关系的保障及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提供保护,时刻关注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保护和实现,促使这种社会关系处于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鉴于权力比较优势,政府有能力也有必要给予职工债权保护以有效供给,实现风险和责任的分散,这也是利益社会化和责任社会化的正面体现。故在立法确认规则协调利益冲突这种社会责任分担形式之外,政府应当积极履行职能,建立职工债权优先性受限制后的补偿机制及社会化长期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多地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破产审判工作是多方积极协调、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需要党政的支持和各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据此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府院联动模式,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建立完善社会风险评估、职工权益维护、破产费用垫付等综合保障机制。但由于该机制受多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等天然缺陷,因此笔者建议,待条件成熟时建立劳动者保护基金,作为对职工债权优先性限制的补偿。劳动者保障基金在世界其他及地区国家均有先例,如我国香港地区依据1987年香港破产欠薪条例成立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基金的建立由每年向所有在港企业的每个经营店征缴650港元,使香港政府每年能集中2亿港元左右的保障基金。又如,德国具有机制运作成熟的劳动保障基金和职工解雇保护等制度,其中保障基金的运营能够保障企业破产前3个月职工的工人工资,费用由企业主负责缴纳。[7]在成熟的保障制度运作下,德国甚至已取消了职工债权优先权制度。

鉴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笔者认为,劳动者保护基金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其一,基金来源的渐进化。保护基金的来源应包括国家适当的财政补贴、对用人单位进行的强制缴费以及依法追收垫款,其中为避免企业主对费用产生排斥心理,初期强制性缴费应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对依法按期支付职工工资的企业的缴费进行浮动征收,提高企业主依法支付工人报酬及按期缴纳基金的积极性。其二,基金管理的规范化。笔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管理办公室或指定相应的行政部门,与用人单位共同组建基金管理委员会。该基金应当设立专门的账户管理,并可委托专业独立机构执行基金投资增值策略;该基金亦应接受政府审计及社会各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其三,基金垫付的制度化。首先应当明确垫付内容,初期可按劳动者拖欠工资的一定比例垫付,后期待基金数额增大后逐渐将经济补偿金、福利费用等纳入。其次应当为劳动者预留申诉途径。当劳动者申请基金垫付被拒绝后,可向相关部门或基金委员会申诉。再次应明确垫付基金的追偿权。因其性质为代付性质,其求偿权与一般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求偿权一致,故应确保基金在已付金额范围内向破产企业进行追偿,确保保护基金的永续性。最后应配套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支付公示制度及支付预警制度,确保职工工资支付情况的信息对称,使得劳动者保护基金在第一时间能够介入协调,防止矛盾的积聚扩大。

【注释】

作者单位: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1]参见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2015)宜民初字第2321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2民终1309号民事判决书。

[3]〔美〕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6页。

[4]戴新毅:“债权平等及其突破模式选择”,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6期。

[5]刘双舟:“法律市场视野中的制度竞争与立法行为选择”,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3期。

[6]张钦昱:《破产优先权之限制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7]王欣新:“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载2005年第10月28日《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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