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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亮 聚焦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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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讲座

  第四讲 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
  一、刑法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犯罪不是从来就有,永恒存在,而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9页)这就是说,犯罪和法一样,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一切纷争都依习惯来调整。只有社会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把那些危害本阶级利益的行为,宣布为犯罪。因此犯罪这一概念,从其产生就是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阶级性。
  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都是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什么样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受到刑罚处罚,都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从维护其统治利益的需要来决定的。
  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胡说什么犯罪与人类的起源同时发生,并同人类社会永远存在。其实质,无非是说犯罪和阶级无关,和剥削制度无关,这显然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刑法认为某种行为是犯罪,并给以刑罚处罚,是根据无产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出发点而制定的。
  二、我国刑法上的犯罪定义
  犯罪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这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我们国家里,“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刑法第十条)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犯罪具有以下的特征:
  1、犯罪是对于社会有危害性的行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就是危害统治阶级的利益。我国刑法上认为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社会主义财产,公共秩序,公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以及合法财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侵犯,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2、犯罪是违反刑法的行为。犯罪既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同时也必须是违反刑法的。在我国,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固然谈不到违反刑法,就是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不都规范在刑法中解决。刑法只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一定要把违反党纪、政纪和一般违法行为与违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
  3、犯罪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但如上所述,不是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当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才是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还必须是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所实施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客观上虽然对社会和人民造成危害,也不应适用刑罚。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刑法)性、应受惩罚(刑罚)性,是犯罪具有的基本特征。这三个特征是密切联系的统一体。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如何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以看出,罪与非罪的界限,其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它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而定。至于社会危害性大到什么程度才算犯罪,小到什么程度不算犯罪,这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考察行为本身的性质,行为的具体情节,损害结果的有无和大小,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和其他有关情况,全面分析认定。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则比较复杂。
  三、类推
  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就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适用类推的目的就是对那些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社会危害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规定是从无产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十分明显,刑法不可能将所有的犯罪,毫无遗漏地全部予以规定,而一旦出现法无明文的某种犯罪,不加处理,放纵罪犯,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不利的。
  为了正确地适用类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适用类推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
  2、适用类推定罪的行为,应当按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所谓最相类似,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和类推定罪行为在本质的、主要的方面相同。所谓在本质的、主要的方面相同,是指犯罪行为侵犯客体的性质相同,情节近似,犯罪的主观条件相同,犯罪主体相同。这才能谈得上最相类似。
  3、类推的适用必须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否则是无效的。规定这种严格的控制程序,是为了防止类推的滥用,切实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类推只能是很小范围的。
  第五讲 犯罪的认定(一)
  要正确认定犯罪,首先要查清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正确地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的什么罪,准确地确定罪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判处适当。
  根据国家法律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需要查清的案件事实,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结果、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手段、方法、时间、地点和故意、过失、动机、目的以及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等。
  一、危害行为
  前面已经指出,犯罪是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因此,一个人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决定这个人是否犯罪的客观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其危害性还没有达到违犯刑法的程度,那就不能把他当作犯罪人来处理。因此,认定犯罪:
  首先就要查明,某人是不是实施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犯刑法的行为,要划清犯罪问题同思想问题的界限。我国刑法不惩罚人们的单纯思想活动。如果一个人的犯罪意图并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那就不能把他当作犯罪人来处理。所以,查清是否存在危害行为,是认定犯罪的首要条件。
  其次,为了正确认定犯罪,还必须查明,行为人实施的是怎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实践中,有各种不同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各种不同的犯罪。例如: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的行为是背叛祖国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杀人罪;非法地秘密地将公私财物转为己有的行为是盗窃罪;等等。不搞清行为人实施的是怎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分清这种罪同其他种罪的界限,就不可能认定犯罪,达不到定性准确,判处适当的要求。
  犯罪行为表现的具体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外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就是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实施某种为我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反革命破坏行为,杀人行为,盗窃行为,等等。这些危害行为,都是刑法所禁止的。所谓不作为,就是行为人应当履行某种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行为。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拒绝扶养的遗弃罪,就是不作为的形式。所谓特定义务,通常是指:1、法律有明文规定某人具有实行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偷税、抗税罪;2、行为人的职业和业务要求他实行某种积极行为,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等。
  在分析危害社会行为的时候,还应当注意分析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手段)等客观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该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但它却表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决定着犯罪的性质。如抢劫罪,就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法为其必要要件。又如,在发生水灾时,破坏防汛设备,时间对行为的危害程度就有重大影响。所以,具体分析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手段)等客观因素,对于正确认定犯罪,有重要的意义。
  二、危害结果
  一个人的行为,所以被认为是犯罪的,从客观上说,就是因为这种行为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危害结果。一切犯罪分子也正是企图通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各种危害结果,来达到他的犯罪目的。所以,危害结果的有无或大小,是决定行为危害性的重要客观因素之一。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某种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
  由此可见,正确分析危害结果,对于正确认定犯罪是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犯罪,会造成各种不同的危害结果。例如:杀人罪可以造成他人生命的死亡;伤害罪可以造成他人健康的严重损害,等等。同时,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在不同情况下,它们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的轻重,也往往不同。例如:同是贪污罪,有的数量很大,有的数量较小。具体地分析这种危害结果的轻重,不仅有助于正确量刑,做到判处适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能有助于划清犯罪同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一条一款规定:“偷窃、诈骗、侵占少量公共财物或者他人财物的”;第六条六款规定:“出售假药,骗取少量钱财的”;等等,都是属于违犯治安管理的一般违法行为,不能作为犯罪行为处理。反之,如果上述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量很大,危害严重,那就超出了违犯治安管理的范围,结合案件的全部情节,有的就要作为犯罪处理。这里还应当指出,衡量危害结果的轻重,不能单从形式上看。因为,不同的犯罪,危害结果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危害结果可以用具体的数量来反映,如物质上的损失;有的不可能用具体的数量来反映,如政治上的损失。即使是造成的物质损失,也不能抛开作案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孤立地只根据财物损失的具体数字,来看危害结果的轻重。因为,同样数量的损失,在不同的条件下,它所造成的实际危害也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人们常识所能理解的。
  在分析危害结果的时候,还应当考虑:不仅要看到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危害结果,还要考察它由此引起的其他危害结果。例如:因为盗窃或强奸而引起被害人自杀。这里被害人的死亡,虽不是罪犯所杀害,但却是由于罪犯的犯罪行为(盗窃或强奸)所引起的后果。这对于正确认识犯罪者所实行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程度有很大关系。
  三、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规定,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已经发生,为了要使实施危害行为的人对这一结果负责,就必须查明这一结果是不是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必须查明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存在。如果有因果关系存在,才能使他对这一结果负刑事责任;如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就不能使他对这一结果负刑事责任。所以,查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对于正确解决刑事责任问题是很重要的。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某个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是指:
  (一)这个危害结果由这个人的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在这种场合,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如某甲开枪打中某乙,某乙由于被枪击中死亡。在这里,某乙的死是由某甲开枪射击的行为直接引起的,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明显,不难认定。在某些案件中,如责任事故,要查明危害结果同危害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有时是比较复杂的,往往还要借助技术与科学鉴定来解决。
  (二)这个危害结果是这个人的危害行为在某种具体条件下所引起的,如果缺乏这种具体条件,其危害结果就不致发生。因为,原因总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原因,结果也总是在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结果。例如:两岁多的某女孩甲,头部被碰破了一块皮,她父亲带到医院去治疗。医师某乙决定给她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按照规定,在注射前,必须经过敏感试验,以免发生意外。但医师某乙认为:特异体质的人很少,未进行敏感试验就给女孩某甲注射了1,500单位的抗毒素。注射后,某甲就闹得很利害,接着面部出现浮肿,全身发青,大小便失禁,几分钟就死亡了。经解剖证明:女孩某甲有淋巴腺增生和胸线扩大的症状,不能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女孩某甲不是一个特异体质(淋巴腺增生和胸线扩大)的人,医师某乙的玩忽行为(不作敏感试验,就注射破伤风抗毒素的行为)就不可能引起女孩某甲死亡的结果。恰好相反,女孩某甲有“淋巴腺增生和胸线扩大”这一具体条件存在,所以医师某乙的行为才合乎规律地引起女孩某甲死亡结果的发生,也就是医师某乙违反规章制度的玩忽行为与女孩某甲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某人的行为在所发生的事件的具体条件下,不是必然地产生某种结果,而只是在这一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偶然与另一因素联系在一起,以致发生这一结果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就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某甲把某乙打成轻伤,某乙到医院去治疗,行至途中,被司机某丙所开的汽车压死。在这种情况下,某乙的死亡结果和某甲的行为之间,就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某乙死亡的原因乃是汽车司机某丙的行为所造成的。某甲的行为对某乙的死亡来说只是一个条件。
  因此,当我们分析一个案件的时候,为了判断某一行为和某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必须对事件发生的整个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为了正确地判断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必须区别结果发生的条件和原因。从刑法意义上讲,在一定的条件下,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对所发生的危害结果起着决定作用的是原因,它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是一种外在的偶然联系,那这种联系仅是产生结果的一种条件。必须把条件和原因加以区别,不能把二者等同,把任何只属于条件性情况都当做原因看待,势必扩大刑事责任的客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错误。
  (三)某一危害结果是由多数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时候,应当区别哪个是主要原因,哪个是次要原因。这对于正确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重要的。但是,应当明确,因果关系只是区别刑事责任大小的客观根据之一。就一个案件来讲,究竟谁个行为人应判处什么刑罚,必须根据每个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全部客观和主观要件统一地加以考虑,才能做到判处适当。单纯地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的情况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轻重,是不正确的。
  第六讲 犯罪的认定(二)
  一、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刑法规定,一个人只有达到了一定的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才能对他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没有达到一定年龄的人,对他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刑法这样规定,是因为幼小的儿童或少年,还不能了解或不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社会政治意义,还缺乏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他们有时做出某些错事,往往是年幼无知或受坏人引诱教唆所致,对他们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惩罚的问题。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这一规定,是把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完全负刑事责任的时期,就是犯罪的时候,已满十六岁的人,对所有犯罪行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就是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只对某几种容易辨别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时期,就是不满十四岁的人,对于所作出的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对“因不满十六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刑法第十四条四款)。
  犯罪人还必须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
  所谓责任能力,就是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人必须具有这种能力,才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才应使他对自己的行为负社会责任。所以有责任能力是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
  责任能力同责任年龄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达到责任年龄,一般就意味着已经具备了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但是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责任年龄,然而由于患精神病而完全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人如果造成了危害结果,就不应当追究他(她)的刑事责任。刑法第十五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可见无责任能力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在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时,是处在精神病的状态中;2、由于这种病症而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该条二款规定,一个人虽患有精神病症,但只是间歇性的,对于他“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此外,该条三款还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为,一般酒醉虽可能使人减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不会完全丧失这种能力。而且不加节制的狂饮,醉后胡为,是旧社会的一种恶习,我们应当同这种行为作斗争。
  在实践中,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发生怀疑时,应该由专门医生鉴定,同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出正确结论。
  刑法第十六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因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并未丧失辨认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由于他们生理上的缺陷,在接受教育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辨别是非的能力比正常的、健康的人总是要差些,因此,对于他们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犯罪的故意和过失
  犯罪的故意和过失,是犯罪人自己实施危害行为和对待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它是决定一个人负刑事责任必不可少的主观要件。
  1、故意
  刑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犯罪的故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故意,在刑法理论上叫做直接故意。例如:盗窃犯希望把公共财物或他人财物转为已有;杀人犯希望把他人杀死;等等。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故意犯罪。因为,一般说来,犯罪分子正是为了追求某种危害结果,才故意去犯罪的。另一种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故意在刑法理论上叫做间接故意。这种犯罪比较少见,但却较复杂。它一般是发生在犯罪分子为追求某一种危害结果,而对其行为可能同时引起的另一危害结果,采取放任的态度。
  由此可见,直接故意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一个是行为人希望这种结果发生。间接故意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一个是行为人有意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从以上对两种故意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都是明知的,但它们明知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在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明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知结果的必然发生;一种是明知结果的可能发生。无论属于那一种情况,只要行为人是抱着希望它发生的态度,就是直接故意。例如:某甲想杀害某乙,他知道用手枪向某乙射击,必然会引起某乙死亡的结果,在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下,实施了射击行为。这时某甲的杀人行为当然是属于直接故意。
  在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也是明知的,但是这种明知和直接故意的明知在程度上是有不同的。这就是在间接故意的场合,行为人只是知道结果的可能发生,而不是知道结果的必然发生。在对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上,间接故意只是有意放任其发生,而不是像直接故意那样希望其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的结果必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间接故意,应当认为是直接故意。
  由于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的不同,说明了他的社会危害程度也是不同的:直接故意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比间接故意实施的危害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要大。
  2、过失
  刑法第十二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由此可见,犯罪的过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这种过失,在刑法理论上叫疏忽大意的过失;一种是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过失,在刑法理论上叫做过于自信的过失。
  疏忽大意的过失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行为人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一个是行为人对这一结果应当预见。就是说,行为人应当而且完全可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是由于他缺乏必要的谨慎,因而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以,行为人应该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至于是不是应当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行为人的年龄、专门知识、工作经验以及所担任职务等来判断。同样一种行为,对于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或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可以判断他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结果;而对于没有这一方面的专门知识或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就不能认为他应当预见到自己行为的结果。
  过于自信的过失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一个是行为人轻信能够避免这一结果的发生。就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有预见看,它同间接故意相同,二者都只能预见到结果的可能发生,而不是预见到结果的必然发生。它和间接故意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在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对结果是抱着放任其发生的心理态度;在过于自信过失的情况下,行为人是抱着轻信能够避免其发生的心理态度。
  三、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是同犯罪分子故意实施犯罪相联系的两个心理因素。为了正确认定犯罪,不仅要查明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而且,对于故意犯罪的人,还要查明他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所谓犯罪的动机就是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的目的就是犯罪人希望通过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结果。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目的是紧密联系的。有犯罪的目的,必然有一定的犯罪动机;有了一定的犯罪动机,就会促使他去追求一定的犯罪目的。在实践中,会遇到同样的犯罪人,其犯罪的目的是一个,而促使他追求这种犯罪目的的动机,往往是不同的:例如:杀人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死亡,而促使他去杀人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报私仇;有的是为了灭口;有的是为了图财;有的是因为奸情;等等。但是,对于正确认定犯罪来说,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有着不同的意义。
  一般的讲,犯罪的动机,对于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有相当作用的。某人犯罪的动机卑鄙,就说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大。例如:一个人是贪图过腐化生活的动机而去盗窃;而另一个人则是出于给家里的病人治病的动机去盗窃。十分明显,前者的社会危害性要比后者严重。因此,在量刑时就应当有所区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犯罪的动机对于判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有相当的作用,但它却不影响犯罪的性质。因此,犯罪的动机,并不是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必备主观要件。犯罪的目的则不同,在某些犯罪中,法律是把一定的犯罪目的,规定为某一行为构成某种犯罪的必要的主观要件。如果某人实施的行为不具有该种犯罪所必备的犯罪目的,则他的行为就不构成该种犯罪。如刑法分则第一章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就指出:构成反革命罪必须是具有反革命目的的行为,不具有反革命目的的行为,就不构成反革命罪。由此可见,查明犯罪人的犯罪目的,对于正确认定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个人情况,对正确认定犯罪,也有一定的意义。
  总之,要正确认定犯罪,必须坚持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相统一的原则,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能认为是构成犯罪。我国刑法既反对“客观归罪”,也反对“主观归罪”。林彪、“四人帮”大搞“思想犯罪”、“客观归罪”和株连无辜,是与我们认定犯罪的理论完全对立的,是极其反动的。
  第七讲 不认为犯罪的行为
  在《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一讲里,已经指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某人所实施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某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也造成了损害结果,或者从外表上看似乎也象犯罪行为,但这种损害结果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或者这种行为实际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刑法上的意外事件、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就是属于这类行为。
  一、刑法上的意外事件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不认为是犯罪的事件,在刑法上叫做“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意外事件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这是因为我国刑法所认为的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意志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是在身体受强制或不可抗力的影响下,以致失去了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或者是不能预见的原因所产生的行为,无论造成了怎样的损害结果,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
  从法律规定来看,意外事件和疏忽大意的过失,都是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这一点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根据具体情况也是能够预见,只是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意外事件的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所以没有预见,是因为他不能预见。在处理厂、矿企业或交通运输中发生的事故案件时,要认定它是责任事故或是自然事故,就应当以直接有关人员能不能预见为准。如果认定是不能预见的,则应属于自然事故;如果认定是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预见了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便是责任事故。
  二、正当防卫
  所谓正当防卫,就是“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刑法第十七条一款)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是我国公民的一种权利。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制度,有利于教育和鼓励公民为了保卫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或者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勇于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以阻止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或者能使罪犯及时受到应有的处罚。所以,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对于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是有积极作用的。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正当防卫的行为,必须遵守以下四个条件:
  1、必须是对不法行为才能实行正当防卫:只有当侵害行为是违法行为,也就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时候,才能采取正当防卫措施,以免损害结果的发生。
  2、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行正当防卫:只有侵害行为是正在进行并且是在实际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人实行正当防卫。对于想像推测的侵害、尚未开始的侵害行为或已经结束的侵害行为,都不能实行正当防卫。因为法律规定正当防卫的目的,是在防止不法侵害的发生,帮助国家同犯罪作斗争。所以,对于尚未开始或者已经实行终了的不法行为,以及对想像推测的侵害实行防卫,都是同正当防卫的目的不相符合的。
  所谓正在进行的,并且是实际存在的侵害,是指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或直接面临的实际存在的事实,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致使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权益处于被直接威胁的状态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正当防卫才是合法的。
  所谓尚未开始的侵害行为,就是不法侵害尚处在预备阶段或者还不是直接面临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实行正当防卫。
  所谓已经结束的侵害行为,是指尚未实行到底而终止的或者已经实行终了的侵害行为。对于这种不法行为也不能实行正当防卫。
  3、必须是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本人实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之所以是合法行为,就是由于它是一种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的行为,是以对不法侵害者利益造成某种损害的方法而实施的,即是说,损害是加在侵害者方面的。如果为了防卫某种利益,不是以对侵害者造成损害的方法,而是对没有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造成了损害,这种行为就不是正当防卫。
  4、防卫行为应该不超过必要的限度:所谓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就是说防卫行为必须和侵害行为相适应。某一行为是不是超过必要的限度,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一般的说,根据具体情况,如果打伤侵害人就可以防卫的话,就不应该将侵害人杀死。所以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正当防卫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上这些条件,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就不是正当防卫。我们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要求来认定,任何扩大或缩小正当防卫的条件,都是同我国刑法上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相违背的。
  三、紧急避险
  所谓紧急避险,按照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就是“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的行为和正当防卫行为一样,虽然造成了某种损害,但实际上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使得公民有可能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避免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受重大损害。所以,紧急避险行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根据法律规定,紧急避险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1、必须是为了避免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受损害而采取的。这里所说的损害,其来源可能是人的行为,也可能是自然界的力量,如船舶在航行中遇到的飓风,以及水灾、火灾等。同时,这里所指避免遭受损害的利益,必须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如果行为人所避免遭受损害的利益不是法律所保护的,那么,他的行为就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行为。
  2、必须是在紧急危险正在发生时进行的。对于危险的情况已经过去或者尚未发生都不能实行紧急避险。
  3、必须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某一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损害另一种合法权益的行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利益都是法律所保护的,只有采取损害其中一种利益保全另一种利益的这种唯一办法的时候,才能实行紧急避险。如果还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危险,就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
  4、必须是在引起的损害比所避免的损害较轻的时候才能实行。这就是说紧急避险的行为不应当超过必要限度。紧急避险行为之所以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就是因为它牺牲了较小的利益而保全了较大的利益。至于何种利益较小何种利益较大,应该根据案件的情况综合地加以考虑。由于紧急避险是以对公共利益或者对第三者造成损失的方法来实行的,所以,在衡量利益大小的时候,应特别慎重。
  紧急避险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条件,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就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行为。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十八条二款)
  在判断是不是紧急避险行为的时候,必须注意的是关于避免本人紧急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如消防队员,因为他们负有同火灾作斗争的义务,牺牲个人利益乃是他的职务或业务所要求的。
  综上所述,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主要区别是:正当防卫是用损害侵害者的办法来保卫遭到不法侵害的合法利益;而紧急避险则是指用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办法来保卫另一种遭受到危险的合法权益。
  第八讲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是故意犯罪的几个阶段,或者叫做故意犯罪的发展阶段。
  故意犯罪的各个不同阶段,表示着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意图实现的不同程度。由于故意犯罪阶段不同,它们各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对于这些不同阶段的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我们应该对故意犯罪几个阶段的概念、相互间的区别及其对它们的处刑原则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犯罪的既遂
  当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法律规定的构成某一种犯罪的全部要件,就是犯罪的既遂或叫既遂罪。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犯罪分子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手段)致他人死亡,只要是故意实施了杀人行为,并且实际发生了死亡结果,便构成杀人既遂罪。至于犯罪分子基于什么样的动机,采取何种方法(手段),在什么时间、地点实施的杀人行为,对于构成杀人既遂罪没有影响。当然这些情节在量刑时,则应加以考虑。
  应当注意的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既遂罪,并不是所有的罪都要以具体损害结果是否发生为标准,而是决定于刑法分则条文对构成某种犯罪是否把犯罪结果作为必要条件。
  二、犯罪的预备行为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刑法第十九条)犯罪的预备行为,是犯罪人在有了犯罪意图以后,为了便于实施犯罪而进行的一些预备行为。例如:准备犯罪工具,查看犯罪地点,排除犯罪的障碍,集结共同犯罪人等,都是犯罪的预备行为。这种预备行为,虽然不是在每个故意犯罪的过程中都非经过不可的阶段,但对某些犯罪来说,如果不经必要的准备,则是难于完成的。例如,为了放火,必须事先准备火种和易燃物等。
  犯罪的预备行为与犯意表示,虽然从表面上看都是通过一定形式对一个人犯罪意图的反映,它们都没有引起犯罪结果。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犯意表示乃是人的单纯的思想流露,这种流露不论从客观上或者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看,都还不是表现为犯罪创造任何方便条件;犯罪的预备行为则不仅是反映了犯罪者的意图,而且是以积极的行动,促使其意图的实现,如果不是由于犯罪人自己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不能着手实施犯罪时,他将着手进入实行。因此,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犯罪的预备行为本身,并未造成犯罪结果的发生,它还是距离犯罪人所预期的犯罪结果比较远的一种行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之于同一犯罪的既遂要小得多。所以,刑法第十九条二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犯罪的未遂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刑法第二十条)据此可知,犯罪未遂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犯罪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确定是否着手实行犯罪,是根据刑法分则规定构成某种犯罪所要求的客观要件来决定的。例如,为了杀人而购买毒药、准备凶器,并不是法律上对成立杀人罪所要求的条件,但放毒行为、杀害行为,则是法律上对成立杀人罪所要求的必备要件。因此,购买毒药、准备凶器就是杀人罪的预备行为。如果犯罪分子在放毒后,或实行杀害行为以后,并未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则是杀人未遂罪。
  2、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未产生法律所规定的该犯罪的结果。但是,这不能认为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未发生任何危害结果,只是未发生法律对构成该种犯罪所要求的犯罪结果。例如,在杀人未遂的情况下,虽然尚未发生死亡结果,但可能发生伤害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定为伤害既遂罪,应按杀人未遂论处。
  3、上述结果未发生的原因,是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原因可能是被害人的抵御,或者是由于第三人的阻止,或者是使用方法(手段)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自然力的原因等。
  犯罪未遂的上述三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否则不能叫做犯罪的未遂。
  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一般比尚未着手实行犯罪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又比犯罪既遂的社会危害性小。所以,刑法第二十条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犯罪的中止
  犯罪者“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刑法第二十一条)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犯罪的中止有两种情况:(一)犯罪者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其犯罪行为,因而未发生犯罪结果的;(二)犯罪者虽然实行完了预期的犯罪行为,而在犯罪结果尚未发生之前,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由此可知,成立犯罪的中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必须是在犯罪过程中中止:就是说只能在犯罪人所预期的犯罪结果还没有发生以前,才可能发生犯罪的中止。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是不能发生中止行为的。因此,自动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害,都不能认为是犯罪的中止行为。但对这种行为在量刑时可以作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加以考虑。
  2、必须是犯罪人自动中止:就是说犯罪人认为完全有可能把犯罪进行到底,但又根据自己的意志中止了犯罪的进行。如果犯罪者遇到了自己不可克服的障碍,而被迫停止其犯罪行为的,或由于犯罪者感到进行犯罪的条件不利,企图等待时机而暂时停止犯罪的,都不能认为是犯罪的中止行为。
  3、中止行为必须达到了避免犯罪结果的发生:因为犯罪的中止行为在客观上的表现,就是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果犯罪结果已经发生,那犯罪的中止,就是一句空话。
  由于犯罪的中止行为同犯罪既遂和未遂有重大的区别,它不是在无法克服的阻力面前被迫停止犯罪,而是自动中止了犯罪的进行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这样它的社会危害性就大大减弱了;同时,为了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鼓励犯罪者中止其已经开始的犯罪行为,所以刑法第二十一条二款规定:“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九讲 共同犯罪
  一、共同犯罪的概念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二十二条)由此可以看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要件。
  1、客观要件: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就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活动,即共同参与实施了某一犯罪活动。虽然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时候,他们的具体分工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把他们的不同分工和彼此参与实施的具体行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活动,这就是发生危害结果的原因。因此,每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和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
  2、主观要件: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各个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实施某种犯罪的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仅认识到自己是在参与实施某种犯罪活动,而且也认识到还有其他人在和自己一起共同参与实施某种犯罪活动;另一方面,对他们共同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结果都有预见,并且希望其结果发生。这样的故意,才能使共同犯罪人的活动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使各个共同犯罪人的活动成为一致的共同活动。只有具备了这一特征的时候,才能认为具有了成立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因此,几个人的过失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共同造成了损害结果,不能认为构成了共同犯罪。如果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则根据刑法分则有关条、款的规定,按照他们各自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刑法第二十二条二款)。
  二、犯罪集团
  在共同犯罪的概念里已经讲了,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但是,各个共同犯罪人的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共同犯罪人的共同故意不是在着手实施犯罪以前形成的,而是在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形式的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叫做事先没有共谋的共同犯罪。有的共同犯罪人的共同故意,是在着手实行犯罪以前形成的。在刑法理论上把它叫做事先共谋的共同犯罪。这是共同犯罪的最普遍的形式。由于各个犯罪人在实行犯罪以前,对于他们进行犯罪的目标、方法、时间和地点等都预先作了商量和计划,因而这种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事先没有共谋的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这种以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不同,把共同犯罪分为事先没有共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先共谋的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上把它们叫做共同犯罪的形式。
  事先共谋的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大的,其中又以犯罪集团的社会危害性为最大。
  所谓犯罪集团,就是二人以上有组织、有计划地以进行犯罪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犯罪组织。这种共同犯罪组织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带有一定的稳定性,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计划;他们组织起来往往不是进行一次犯罪,而是企图进行多次犯罪,甚至以犯罪为常业。从审判实践看,常见的犯罪集团有:反革命集团、盗窃集团、流氓集团、投机倒把集团、贪污集团和走私集团,等等。
  犯罪集团的犯罪分子在进行政治破坏的同时,往往也进行经济破坏,或者由经济破坏发展到政治破坏。他们的罪恶活动往往涉及面广,犯罪手段狡猾狠毒,是我们同犯罪作斗争的打击重点。
  三、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和他们的刑事责任
  正确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贯彻区别对待原则,确定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重要问题。我国刑法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考虑到犯罪分子的实际情况,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和教唆犯四种。现分别作如下说明:
  1、主犯:就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刑法第二十三条)主犯的活动无论在客观上、主观上都和其他的共同犯罪人有密切联系。从客观方面看,主犯的活动对其他共同犯罪人的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主观方面看,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是包括在主犯的故意之内的,即是说他们之间有主从关系。正因为这样,主犯是共同犯罪人中危害性最大的。他是我们打击的重点。所以,刑法第二十三条二款规定:“对于主犯,除本法分则已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从重处罚。”
  2、从犯:就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罪犯。(刑法第二十四条)对于从犯的刑事责任应当按照犯罪者个人所实行的罪行,以及他的犯罪活动在实现其共同故意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来加以追究。尽管从犯的犯罪活动在实施其共同故意犯罪的过程中起的是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但是他在主观上是自愿地参与共同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所以刑法第二十四条二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既严肃对待,又灵活掌握。
  3、胁从犯:就是在被胁迫或被诱骗的情况下参加了犯罪集团,或者偶尔参加某些共同犯罪活动,罪恶比较轻微,而且是不愿意或者不完全愿意进行犯罪活动的分子。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比照从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4、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教唆犯。教唆的方法一般是利诱、授意、怂恿。教唆犯的特点就在于被教唆人的犯罪意图是由教唆行为所引起的,如果没有教唆犯的教唆,被教唆人就不会去犯罪。
  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六条一款规定:“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即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引起被教唆者进行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应当按照对主犯的处刑原则,从重处罚。如果教犯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的是次要作用,即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对于被教唆者的犯罪,只是起了次要的作用,就应当按照对从犯的处罚原则,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上述原则,如果是教唆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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