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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讲座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第五号命令予以公布,并规定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为了帮助全国广大司法干警认真学习好刑法,本刊特辟“刑法讲座”专栏,陆续发表。这个讲座中关于刑法内容的许多解释说明都是探讨性和研究性的,仅供广大司法干警参考。读者有什么意见、问题和要求,请及时来信提出。]
  第一讲 努力学习刑法忠实执行刑法
  一、颁布刑法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并定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我国刑法体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最高利益,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司法工作者要求完善法制的迫切愿望。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它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根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犯罪这种社会现象,它和法律一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各种阶级敌人虽然他们人数很少,但还将长期存在,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不仅需要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法令,而且还需要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刑法,用以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服务。列宁五十多年前,在驳斥那些攻击苏维埃政权“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的谬论时曾尖锐地指出:“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列宁选集》第3卷第801页)
  毛泽东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刑法的制定,一九六二年三月他明确指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使党和人民遭到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在他们的毒害下,有的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敌我颠倒,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罪名刑种紊乱,量刑畸轻畸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沉痛。
  粉碎“四人帮”以来,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抓纲治国,大见成效,初步实现了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充分发扬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并且努力保证我国在政治上再不存在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可以利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漏洞,党中央加速了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步伐,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颁布的我国刑法,就是在这种时代要求下产生的,它必将对保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我国刑法是我国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我国刑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结合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的。
  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就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刑事法规这个武器,同各种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例如,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九三九年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一九四七年的《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虽然都是单行法规,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但它们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秩序,保护人民利益和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彻底废除伪法统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下,先后制定了包括刑事法规在内的许多法律、法令。如一九五○年七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二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同年四月颁布了《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四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一九五四年九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年十二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等等。我国人民政权运用这些法律武器,在镇压反革命,巩固革命政权,维护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保障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积累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为我国制定一部比较完备的刑法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见,我国现今颁布的刑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完全符合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刑法中完整地体现了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犯罪和人民内部矛盾犯罪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严格规定了把打击锋芒主要对准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坚持少杀、少捕政策,把政策、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务。
  三、忠实执行刑法是司法干警的光荣职责
  刑法颁布与施行以后,就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恩格斯曾说:“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8页)这里讲的法律的“神圣”,就是要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如果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所以,列宁一再告诫苏联人民,“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命令”。(《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9页)毛泽东同志也强调说:“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8页)
  我们司法工作者,更要忠实地正确地执行刑法。为此,首先要认真学习刑法,要执法懂法。刑法是一种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掌握和运用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既要懂得刑法的基本理论,又要理解每个条文的精神实质,才能运用它去正确地处理刑事案件。执法不懂法,就好比工人不会做工,农民不会种田一样,是不能准确适用法律的。特别我们司法战线,由于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破坏,至今还有一些同志中毒不知毒,余悸难消,更有一个再教育的迫切任务。全体司法干警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业务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排除“左”或右的干扰,准确地适用刑法。
  其次,干部必须是执法守法的模范。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还必须教育全体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以保证表现人民统一意志的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遵守国家的法律,就是服从人民的意志。我国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国家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带头守法,决不允许任何人有高踞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干部违法、犯罪,和老百姓一样要依法处理。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不仅能影响群众守法,还可激发广大群众向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支持、协助与监督干部、包括司法干部执法守法。
  再次,司法干部一定要依法办案。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就是忠实于人民利益。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做到不枉不纵,以便准确地打击敌人,有效地保护人民。刑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具有全国统一实施的极大权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法令都有办法躲避不执行的,或者甚至阳奉阴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73页)所以,依法办案的关键,是司法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秉公执法。这就一方面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等唯物主义办案路线;另一方面要坚决向那些以权乱法,以私乱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等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要象叶剑英同志说的那样,做“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维持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如果执法不守法,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还能称得上人民的法官吗?还能说是为人民服务吗?因此,执法者只有做到思想上有法,言行上守法,办案上依法,克服不重视法制的心理和不遵法的鄙习,才能为贯彻执行刑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讲 我国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一、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
  刑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是确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是国家定罪判刑的大法。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把侵犯统治阶级利益和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为犯罪,并用刑罚方法给以处罚。这种由国家统治阶级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对犯罪者处以刑罚的法律,就是刑法。
  刑法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之一。一切国家的刑法,不论在形式上、名称上有什么不同,都是反映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强制力施用刑罚方法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刑法既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专政武器之一,也是对统治阶级十分有用、十分需要的斗争形式。所以,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总是采取把以国家武力为后盾的刑法,作为进行阶级统治和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列宁所说:“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410页)由此可见,刑法具有极强烈的阶级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统治,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一句话,刑法的阶级本质问题,就是为那个阶级利益服务的问题。
  自从法律在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历史上中外古今各种各样刑法虽然数不胜数,但本质上只有两种类型,即剥削阶级国家的刑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
  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刑法,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的刑法,它们所规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并适用什么样的刑罚,尽管在条文上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一小撮剥削者统治利益服务的,打击锋芒始终是对准广大劳动人民的,这就决定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刑法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是由我国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制定的,用刑罚方法同犯罪作斗争的法律。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与根本利益。它是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就是我国刑法的革命本质。我国刑法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
  我们只有从刑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反映那个阶级的意志,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理解刑法的阶级本质。而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律学者往往用超阶级、超政治一类的所谓“全民的法”、“代表全民意志”各种谎言来掩盖这一真理。这是因为在他们那样的社会里,少数的剥削者为了统治广大的被剥削者,除了直接依靠暴力镇压以外,还要使用欺骗的手段,否则对他们的统治不利。而我们工人阶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从不隐瞒而且不需要隐瞒刑法的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如实地揭示刑法的阶级本质,就愈能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热情,使之更有效地运用刑法这个工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二、我国刑法的任务
  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我国刑法所担负的这些历史任务,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阶级本质决定的。我们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我国刑法的首要任务是对准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全国解放初期,残余反革命势力活动猖獗,各种刑事犯罪大量存在,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人民政府以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为依据,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与各项政治运动,集中打击了特务、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九五四年又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建立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估量,他指出:“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375、378页)现在,全国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我国已进入有系统、有计划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各种阶级敌人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同各种犯罪作斗争,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国内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越来越少,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也必然愈来愈小。如果忽视了同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就不能维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受到干扰和破坏而难以实现。
  为了准确地打击阶级敌人,必须按照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处理,才能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我国刑法也要同各种人民内部犯罪作斗争,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我国刑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积极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服务。
  宪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是国家日益繁荣强盛的物质基础,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源泉,是人民享受各种民主权利的物质保证。因此,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是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重大问题。在保护公共财产的同时,对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也要予以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合法财产,它不是来自剥削也不是剥削他人的手段,而是公民从事正常生活和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就能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安心从事生产和工作,愉快而幸福地生活,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系统、有计划、有秩序地发展,刑法还担负有向一切以营利或者其他个人目的,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作斗争。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严重妨害国家经济管理活动,如果不坚决予以打击,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巩固,工农业生产就不能顺利向前发展。
  据此,我国刑法中分别规定了既坚决同一切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经济的犯罪活动作斗争,又对人民内部的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经济以及公民的合法财产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充分发挥刑法保卫四个现代化的职能作用。
  (三)我国刑法坚决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犯罪作斗争,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人民权利的取得,是我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成果,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刑法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身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法律充分保障这种权利不受侵犯,公民才能去享受和运用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如果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法律规定和认可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刑法规定坚决同一切杀人、伤害、强奸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作斗争,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为保障人民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秩序化、纪律化,保证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刑法还规定,向一切破坏选举、打击报复、非法搜索他人身体、住宅、侵犯通讯自由等侵犯民主权利的犯罪作斗争,以确保实现政治民主化和人民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思想解放,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刑法还规定了对那些捏造事实,陷害无辜的诬告、伪证,以及侮辱、诽谤他人的犯罪行为,要给予刑事处分。这对于制裁坏人,伸张正义,改变林彪、“四人帮”败坏的社会道德风尚,增强人民内部团结,有重要意义。
  此外,通过大力宣传和实施刑法,提高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和法律意识,增强人民的遵纪守法观念,也是刑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三讲 我国刑法的适用范围
  刑法的适用范围,就是刑法适用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什么人的问题。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适用范围,就可能产生该追究的不追究,不该追究的又进行了追究。因此,正确理解与掌握我国刑法规定的适用范围,是很重要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法的适用范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问题来说明:
  一、我国刑法对领域内的效力
  解放前,旧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取得了租界、租借地和领事裁判权,因而,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领土上,得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形成国中之国和法外之民。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彻底地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结束了半殖民地屈辱地位,恢复了国家主权和独立。因此,我国刑法普遍适用于我国的全部领域,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世界各个独立国家也莫不如此。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应当适用我国刑法。
  在我国领域内实施的一切犯罪包括有这样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结果都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2)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外,而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3)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内,而结果发生在我国领域以外。对于这三种情况的犯罪,都应当适用我国刑法。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飞机内犯罪的,无论其航行在何处,也视同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适用我国刑法。这也是贯彻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惯例。我们坚持这项原则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在统一国家法制的原则下,为了照顾各少数民族发展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我国刑法第八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一定不能违反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二、我国刑法对人的效力
  我国刑法对人的效力是指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效力问题。
  我国刑法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中国公民,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于在我国领域外的我国公民犯反革命罪,伪造国家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贪污罪,受贿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均适用我国刑法,不能例外。我国刑法第五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前条以外的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法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坚决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我国所有公民都有管辖权,因此,刑法对于在国外犯罪的我国公民都是适用的。但是,我国公民在国外的犯罪和在国内犯罪毕竟不完全相同,在解决我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问题时,要按照既维护本国的主权、又尊重别国主权的原则去处理。
  关于我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还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犯罪人在国外已被审判或已受到刑罚处罚的应如何解决?仍应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所以我国刑法第七条规定:“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处理;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至于中国公民在外国犯罪应受到处罚而不返回本国的,可通过外交程序引渡回国。
  我国是完全独立的主权的国家,根据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在我国领域内一切犯罪的行为,不论实施犯罪的人是中国人、外国人或无国籍人,都是有效的。为了维护我国主权的尊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尊重别国的主权,我国刑法第六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但是,由于涉外刑事案件,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处理上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特殊程序进行。
  享有外交特权的外国人构成犯罪的,我国刑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规定是根据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互惠原则作出的。这样,既保障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尊严,又尊重了派遣国的权利,有利于保持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是国际惯例。
  三、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
  我国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我国刑法开始生效的时间问题,以及对生效以前所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后者就是一般所说的刑法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
  法律的生效日期一般都在本法律中有明文规定。我国刑法第九条规定:“本法自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施行以前,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就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刑法就没有溯及力。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又在追诉期限以内,仍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这里刑法又有一定条件的溯及力。这样规定,既严肃又宽大,是顺民意,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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