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欠款问题的法律思考
目前，讨债是使许多厂长、经理感到头痛的问题。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也长期被占收案总数绝对多数的购销合同货款、建设工程合同工程款、加工承揽合同价款等这款、那款的纠纷所困扰。
其实这些纠纷大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不该酿成纠纷，更毋须打官司。但法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官司存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企业经营不善，确无偿还能力；二是企业有还款能力，而故意逃避债务，拖延不还。
如果说第一种原因尚属企业竞争的正常结果的话，不少企业故意拖延还债甚至屡教不改，屡罚不止，其原因究竟何在？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若干深考。
我以为企业有意逃避债务，是多种社会因素所致。许多企业资金短缺，向银行贷款困难，就不顾一切的把目光移向其他企业，拖欠和占用他人的资金；而加之立法和司法上的某些缺陷，也从而助长了这种现象。
号称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的违约金低于银行贷款利息。目前不少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贷款，早已是九厘、一分以上，连国家规定的带优惠性质的商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今年2月1日起也调整到9.45‰，而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利率却一直停留在日万分之三即月9‰。这连利息损失都补偿不了，怎么会具有惩罚性？欠款人又怎么会有不还款会受罚的后顾之忧呢？
法院在计算违约金时一般从拖欠之日起计算到判决之日止，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到实际执行之日止（有时连这一段时间也未计算），而判决之日到判决执行之日（这在判决书中大多写成判决生效后×日内执行）的违约金则往往被忽略。这样欠款者既少承担了违约责任，又可钻法律的空子，肆无忌惮地利用上诉手法，推迟判决生效的时间，从而推迟付款时间，延长不付违约金或利息的时间。
法院在处理违约案件时，对由于违约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如银行利息、催款差旅费和物价上涨等可得利益的损失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
尽管法律规定违约金、赔偿金不得到入成本，应在企业自留资金中开支，但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这些费用实际上都被企业列入成本，比支付利息还“便宜”，所以企业根本不怕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许多企业在明知应当还款，肯定败诉的情况下，仍不怕打官司，并在诉讼中千方百计拖延裁决或延迟执行，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威信。
对此，笔者认为，债权人和人民法院亦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公证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经公证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这一法律规定，近年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其实许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并无争议的欠款纠纷，原告之所以诉至法院，主要是为了取得法律确认以便执行。目前法院收案不断增多，压力增大，加之诉讼程序上的一些限制，使法院处理一件纠纷所需的时间较长；而公证事务相对较少，程序较为简单，采取公证债权文书方式既可缩短当事人取得有效执行依据的期限，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不影响以后的执行。
第二，提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比例。现在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年4月1日新的《银行结算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的结束，也宣告了银行对是否应该付款不再进行监督、审查。故对银行来说，已无“逾期付款可言”。那么，《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等所述按银行逾期付款规定支付违约金，亦就成了无源之水。根据违约金的性质和目前贷款利率重新确定违约金的比率，是目前立法或司法解释机关的当务之急。应比照新《银行结算办法》第八条第八项中银行对付款人逾期不退回单证按日万分之五、但每日不低于五元的罚金比率来计算欠款人的违约金较为妥当，既可对利息等损失有一定补偿，又高于利息，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
第三，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判令债务人赔偿损失。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如果由于违约已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进行赔偿，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而法院实际按照此规定这样判处的案例并不多。其实，债权人该笔债权未兑现的银行利息损失和物价上涨的贬值损失，往往大于违约金，而且这种损失是客观存在，应用赔偿金来补偿违约金的不足部分。
赔偿物价上涨损失与经济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并不矛盾。因为第十七条所说应还金额增大是国家对逾期付款的一种制裁，属本金范畴；而物价上涨损失属于赔偿金范畴，我们不能说本金依法增加了，拖延还本金（包括上涨后的本金）就不再会有物价上涨损失了或继续拖欠的物价上涨损失就不计算了。
第四，杜绝法院对违约金计算时间上的空档。应该认为债务人于约定的承付之日就应付款，未按约付款就是违约行为，即应承担从应付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未付部分的违约金。并不是说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只承担到审理之日，如再不执行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内容，再罚从应执行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免债务人钻空子。
第五，进一步强调违约金、赔偿金不得列入成本，加强审计、税收及司法执行监督，对违法将违约金、赔偿金列入成本的主要责任人要坚决依法进行制裁，使其感到被罚违约金、赔偿金确实痛不可忍，不敢再犯。
其实这些纠纷大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不该酿成纠纷，更毋须打官司。但法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官司存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企业经营不善，确无偿还能力；二是企业有还款能力，而故意逃避债务，拖延不还。
如果说第一种原因尚属企业竞争的正常结果的话，不少企业故意拖延还债甚至屡教不改，屡罚不止，其原因究竟何在？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若干深考。
我以为企业有意逃避债务，是多种社会因素所致。许多企业资金短缺，向银行贷款困难，就不顾一切的把目光移向其他企业，拖欠和占用他人的资金；而加之立法和司法上的某些缺陷，也从而助长了这种现象。
号称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的违约金低于银行贷款利息。目前不少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贷款，早已是九厘、一分以上，连国家规定的带优惠性质的商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今年2月1日起也调整到9.45‰，而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利率却一直停留在日万分之三即月9‰。这连利息损失都补偿不了，怎么会具有惩罚性？欠款人又怎么会有不还款会受罚的后顾之忧呢？
法院在计算违约金时一般从拖欠之日起计算到判决之日止，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到实际执行之日止（有时连这一段时间也未计算），而判决之日到判决执行之日（这在判决书中大多写成判决生效后×日内执行）的违约金则往往被忽略。这样欠款者既少承担了违约责任，又可钻法律的空子，肆无忌惮地利用上诉手法，推迟判决生效的时间，从而推迟付款时间，延长不付违约金或利息的时间。
法院在处理违约案件时，对由于违约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如银行利息、催款差旅费和物价上涨等可得利益的损失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
尽管法律规定违约金、赔偿金不得到入成本，应在企业自留资金中开支，但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这些费用实际上都被企业列入成本，比支付利息还“便宜”，所以企业根本不怕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许多企业在明知应当还款，肯定败诉的情况下，仍不怕打官司，并在诉讼中千方百计拖延裁决或延迟执行，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威信。
对此，笔者认为，债权人和人民法院亦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公证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经公证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这一法律规定，近年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其实许多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并无争议的欠款纠纷，原告之所以诉至法院，主要是为了取得法律确认以便执行。目前法院收案不断增多，压力增大，加之诉讼程序上的一些限制，使法院处理一件纠纷所需的时间较长；而公证事务相对较少，程序较为简单，采取公证债权文书方式既可缩短当事人取得有效执行依据的期限，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不影响以后的执行。
第二，提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比例。现在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已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年4月1日新的《银行结算办法》的实施，标志着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的结束，也宣告了银行对是否应该付款不再进行监督、审查。故对银行来说，已无“逾期付款可言”。那么，《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等所述按银行逾期付款规定支付违约金，亦就成了无源之水。根据违约金的性质和目前贷款利率重新确定违约金的比率，是目前立法或司法解释机关的当务之急。应比照新《银行结算办法》第八条第八项中银行对付款人逾期不退回单证按日万分之五、但每日不低于五元的罚金比率来计算欠款人的违约金较为妥当，既可对利息等损失有一定补偿，又高于利息，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
第三，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判令债务人赔偿损失。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如果由于违约已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进行赔偿，补偿违约金不足的部分。”而法院实际按照此规定这样判处的案例并不多。其实，债权人该笔债权未兑现的银行利息损失和物价上涨的贬值损失，往往大于违约金，而且这种损失是客观存在，应用赔偿金来补偿违约金的不足部分。
赔偿物价上涨损失与经济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并不矛盾。因为第十七条所说应还金额增大是国家对逾期付款的一种制裁，属本金范畴；而物价上涨损失属于赔偿金范畴，我们不能说本金依法增加了，拖延还本金（包括上涨后的本金）就不再会有物价上涨损失了或继续拖欠的物价上涨损失就不计算了。
第四，杜绝法院对违约金计算时间上的空档。应该认为债务人于约定的承付之日就应付款，未按约付款就是违约行为，即应承担从应付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未付部分的违约金。并不是说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只承担到审理之日，如再不执行法律文书所规定的内容，再罚从应执行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免债务人钻空子。
第五，进一步强调违约金、赔偿金不得列入成本，加强审计、税收及司法执行监督，对违法将违约金、赔偿金列入成本的主要责任人要坚决依法进行制裁，使其感到被罚违约金、赔偿金确实痛不可忍，不敢再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