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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姜巍受贿案的定性

  被告人姜巍,原系海南省计划厅厅长、海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12月,被告人姜巍签字批准吉林省建筑公司海南分公司挂靠计划厅。同月经姜巍介绍,该公司与海南新侨公司签订了承包别墅工程协议书。为了感谢姜巍,该公司经理姜万成于1991年1月送给姜巍人民币一万元。同年5月姜万成又送给姜巍人民币一万元。
  1990年10月,姜巍同意下达给儋县开发投资公司50万元专项拨款,作为青蟹养殖出口基地费用。同年11月,计划厅办公室秘书符英俊向该公司经理许安明提出给厅长解决部分经费。该公司因符的要求,也为感谢姜巍并请求姜继续支持其甜竹笋项目,于1991年春节前,许安明到姜家,将一万元人民币给姜妻柳克美。事后许、柳均告知了姜巍。
  1989年11月,姜巍先后介绍建设部建筑勘察设计院海南分院承担东方县八所化工开发区选址勘察及与海南省计划厅属下的省经济信息中心签订了承建宿舍楼工程的协议书,并同意计划厅与该院合作建造富通大厦,该院副院长过毅为感谢姜巍,于1990年1月、4月和1991年1月,先后三次送给姜人民币2.2万元。
  1989年10月、1990年3月至4月间,姜巍以海南省计划厅的名义为海南中城工贸实业公司担保贷款345万元。该公司经理马长春、梁维春为感谢姜,由马将一个以姜巍儿子名字姜涛为户名,存额为人民币一万零一元的邮政储蓄存折送给姜巍。同年5月,马、梁又送给姜巍人民币2000元和美元1000元。
  1991年6、7月份,张大华向姜巍询问办理橡胶出岛的手续,姜告之并许诺计划厅可出证明帮助办理。同年8月张两次送给姜巍人民币5.9万元。
  对于第二项和第四项犯罪事实认定被告人姜巍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没有异议。姜巍作为省计划厅厅长,利用了手中握有全省生产资料、资金、项目等计划、分配和调拨的权力,签字同意下达给儋县开发投资公司50万元专项拨款,批准以计划厅的财产担保为海南中城工贸实业公司贷款245万元,以及签字同意与建设部建筑勘察设计院海南分院合作,由计划厅出土地,设计院出资兴建富通大厦,而分别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
  对于第一项和第三项行为的定性问题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姜巍收受的他人财物是由于他以私人关系介绍吉林省建筑总公司海南分公司和建设部建筑勘察设计院海南分院分别承建新侨别墅、信息中心大楼,而由这两个承建单位给的介绍费、信息费,与其计划厅厅长的职务无关,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问题,故不构成受贿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姜巍给上述两个公司介绍工程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利用其计划厅厅长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利益而收受了他人所谓的介绍费、信息费,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构成受贿罪。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的,是受贿罪。”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是一种典型的以权易利的渎职犯罪。正确理解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的构成要件的内涵,是认定受贿罪的关键所在。
  由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法条中现定得过于抽象笼统,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起来极为棘手。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即“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职权’是指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两种情况,一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二是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第二种情况,虽不属职务范围之内的权力,却也绝非与职务毫无关系,而是与职务有关,即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因此,这种情况,不是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间接地利用职务的便利,如何认定需要加以严格的界定。我们认为,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只能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关系的场合,这种制约关系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从纵的方面看,存在职务上的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也就是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例如县长批条子让县物资局长平价拨给他人钢材数吨,然后收取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县长并不直接掌握物资,因此不是利用职权上的便利。但县长作为一县之长,是县里的行政最高长官,正是这种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使其能够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因而构成受贿罪。二是从横的方面看,有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着制约关系。例如,供电局电管科长向某重点中学校长批条子,要求接纳一个考分不够的学生,因学校用电有求于电管科长,只能同意接纳,为此电管科长向该学生家长索取财物,就构成受贿罪。我们认为,对于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的认定,必须立足于职务上的制约性,没有这种制约性,就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问题。本案中,姜巍虽然无直接决定建筑工程由谁来承建的权利,但按照有关规定,所有单位建筑项目都必须经过计划部门立项和审批,新侨公司的别墅、信息中心的宿舍楼以及东方县八所化工开发区等项目,都是经过省计划厅或其下属计划部门审批的。这些单位因今后的项目还得经计划部门审批,故对身为计划厅厅长的姜巍提出将这两项建筑工程及东方县八所化工开发区的选址勘察,由他指定的建筑单位承包不敢有任何异议。另外,姜巍介绍的承建新侨公司别墅的单位又是他利用职权批准挂靠的吉林省建筑总公司海南分公司,在本案中批准挂靠和介绍工程密切相关,不可分开来看。吉林省建筑总公司海南分公司正是打着省计划厅的牌子,通过姜巍的介绍,新侨公司才与其签订承建合同。信息中心属于海南省计划厅的下属单位,姜巍利用其职务影响将工程给谁承建就更明显了。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两项犯罪事实均存在着职务的纵向制约关系,属于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了他人财物,应构成受贿罪。
  对于第五项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大华向姜巍询问办理有关橡胶出岛批文手续之事时,姜告知应如何办理并表示计划厅可出证明帮忙办理。橡胶出岛的批文不属计划厅职能范围,不需要计划厅出证明,姜也没有下达橡胶出岛批文的职权,因此姜巍允诺为张办理橡胶出岛批文,只是帮朋友的忙,与职务无关,且姜并无实际办理的行为,故姜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姜巍答应帮张办理橡胶出岛证明,而后收受张人民币5.9万元,不论姜是否已为张实际办了证明和计划厅是否具有批准橡胶出岛的管理权,姜的行为都构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对姜的行为应认定受贿罪。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作为受贿罪的认识因素,必须认识到自己索取、收受的对象物的贿赂性,即认识到收受的财物是其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与职务行为存在着对价关系,亦即认识到索取、收受贿赂必须以其一定的职务行为作为相对给付。行为人对于贿赂具有认识后,便形成其意志因素。受贿的意志因素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具有索取、收受贿赂的决意,二是具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决意,此两层决意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索取、收受贿赂的决意,而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决意,则仍不构成受贿罪的故意,反之亦然。本案中,姜巍向张大华许诺可帮助办理橡胶出岛证明并收受其5.9万元,很明显其主观上具有认识到收受物的贿赂性,并利用职务为其出具计划厅证明的决意。因此,姜巍主观上具有受贿的直接故意。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而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可分解为三层因素:其一,受贿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利益。但是应当指出,构成受贿并不以已完成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为条件,只要事先承诺为行贿人谋利益,且收受了贿赂,即可构成受贿罪。其三,可以是先接受贿赂,然后为行贿人办事;也可以先为他人谋利,然后才接受贿赂;还可能是一边办事,一边接受贿赂。无论哪种情况,都应认定为受贿。本案中,姜巍允诺以计划厅的名义为张大华开具橡胶出岛的证明并收受了张送去的5.9万元,虽然由于案发,姜还未来得及开具证明为张谋取利益,但这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姜巍作为地方政府高级干部,从1989年10月至1991年8月,先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达12万多元,数额特别巨大,对政府的声誉损害极大,但基于姜巍对受贿的犯罪事实及其认罪态度较好,退出了全部赃款,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姜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后,姜提出上诉,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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