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司法研究 > 正文阅览
标亮 聚焦命中
转第
下载 打印 转发
保留字段信息
页面宽度(px):

页面宽度范围为200至2000

论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定位及管理

  • 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 作者: 苏福 郑荣聪
  • 分类: 司法制度
  • 中文关键词: 网络司法拍卖 拍卖辅助工作机构 权力委托 执行权
  • 期刊年份: 2017
  • 期号: 21
  • 页码: 93
  • 摘要:

    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是执行权社会化运行的产物,承担了本应由法院直接行使的部分司法拍卖权。法院与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之间是公权力委托关系,法院委托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从事拍卖辅助工作的协议是公法契约。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根据法院的委托行使执行权,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由法院承担。基于分担执行工作量与防止司法腐败的现实考量,法院将拍卖辅助工作委托给社会机构来完成,其背后的法理依据是民事执行的社会参与和执行效益原则。应当将法院委托社会机构承担拍卖辅助工作与委托拍卖区分开来,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责任。同时,应坚持“严格准入条件”“规范选定程序”“重视过程监管”“强化事后惩罚”等原则,不断健全和完善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选定和监管制度。

  一、检视:司法拍卖制度不断完善视野下的辅助工作机构催生
  中国司法拍卖改革经历了由法院自行拍卖到委托拍卖,再到自行拍卖与委托拍卖相结合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前,执行财产绝大多数由法院自行组织处置。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23条及226条赋予了法院司法强制拍卖权,首次确立了自行拍卖与委托拍卖均可供选择的司法拍卖制度。彼时因缺失具体规范与必要监管,司法拍卖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6条和《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3条确立了拍卖优先原则,并对拍卖方式的选择做了限缩解释,确立了委托拍卖优先制度。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相继出台,完善和规范了委托拍卖制度,各地也于此期间展开了有益探索。[1]为解决执行实践中委托拍卖佣金过高、效率太低等问题,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24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该条不再强调司法拍卖中的委托实施问题,为法院自行拍卖提供了法律依据;2015年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48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需要拍卖被执行人财产额,可以由人民法院自行组织拍卖,也可以交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拍卖机构拍卖。”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确立了法院自行拍卖原则,改变了以往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委托拍卖原则的规定,推动了司法拍卖制度的发展。”[2]
  网络司法拍卖属于法院自行拍卖的一种形式,是互联网技术和中国执行实务相结合的产物。[3]网络司法拍卖中的辅助工作[4]是执行工作的组成部分,理应由人民法院承担。实行网络司法拍卖后,这对于本来就陷入“案多人少”困境的法院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将拍卖辅助工作“外包”就成为了无奈的选择。于是,承接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应运而生;它们有的是原来的评估拍卖机构因时而变,有的是电子商务公司、投资理财咨询公司随顺势而改,有的是看准商机而抢注诞生,等等。但是,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应如何辅助法院开展工作,承担哪些工作内容?其与过去拍卖机构是否存在本质区别?辅助机构与委托法院、网络平台、当事人之间各是何种法律关系?法院委托社会机构承担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法理正当性何在?选任辅助机构时应当考量哪些因素以避免各类商事主体违法介入的乱象?如何落实对辅助机构的监管,确保其提供低价、高效、优质的服务?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乎网络司法拍卖的成败和发展,亟待研究和解决。[5]
  二、探源:社会机构参与民事执行的司法拍卖辅助机构性质定位
  这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法院委托给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权力范围界定。这关系到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在司法拍卖活动中的基本属性,也是辅助机构与过去的拍卖机构的本质区别所在。二是法院委托拍卖辅助工作的行为性质辨明。这关系到辅助机构与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网络司法拍卖参与主体权限职责、权利义务准确界分的关键。
  (一)法院委托给司法拍卖辅助机构的工作范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网拍规定》)第7条第1款的规定,法院委托给社会机构或组织的拍卖辅助工作主要包括:1.制作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及视频或者照片等资料;2.展示拍卖财产,接受咨询,引领查看,封存样品等;3.拍卖财产的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仓储、保管、运输等;4.其他可以委托的拍卖辅助工作。该条是法院可以委托给拍卖辅助工作范围的“大纲”,各地方法院的网络司法拍卖实施细则或者辅助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稍有差异。[6]
  就上述《网拍规定》和各地法院的探索实践,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给社会辅助工作机构的范围为:一是运用多媒体手段,全面、形象展示拍品,提高成交量与溢价率,实现财产价值最大化;二是接受咨询,全面、详细、客观答疑解惑,减少拍卖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障碍;三是让社会机构提供专业化的仓储、保管、运输服务,维护拍卖标的物的价值;四是由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机构提供鉴定、检验、评估、审计,客观、专业地反映拍卖标的物的价值。除此之外,对《网拍规定》中“其他可以委托的拍卖辅助工作”的解释应为,“不是必须由法院承担的工作和网络平台的技术支撑以外的工作,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委托给社会机构或者组织。”[7]
  故而,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接受的委托事项,主要是财产变价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由社会专业机构或组织提供服务更能客观展现标的物价值并达到保值增值的效果。网络司法拍卖中委托拍卖辅助工作与委托拍卖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性质上,前者属法院自行组织拍卖,后者属委托拍卖。依据上,前者给辅助机构出具《司法拍卖辅助事务委托协议》,列明辅助机构承担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后者则给拍卖机构出具《委托拍卖协议》,将拍卖全部事宜全部委托。职责上,前者中法院全程监管,审查辅助工作,并对全部事项负责;后者拍卖机构全权开展拍卖工作。可见,辅助机构的引入及其工作内容的确定,相较过往,更加深入细致地实现了执行权能的分离,更加符合执行体制改革的趋向。
  (二)法院委托拍卖辅助工作的性质定位
  根据学界对司法拍卖性质的学说分歧,关于法院委托辅助工作的行为性质,笔者认为,可以将之归纳为3种不同的见解:一是私法行为说;二是公法行为说;三是折中说。私法行为说认为,辅助工作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商业信息服务,并由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费用,本质上是在辅助机构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私法上的事实合同关系。公法行为说认为,法院委托辅助机构是将具有可让渡性的工作(职权)让社会机构来完成,是一种公法上的行为。具体又分为“协助执行说”“类似购买社会服务说”“执行工作社会参与说”。“协助执行说”认为开展辅助工作是辅助机构协助法院完成执行工作。“类似购买社会服务说”认为法院因工作负担过重,采取类似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向社会机构或组织购买专业服务“。执行工作社会参与说”认为法院根据辅助工作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和当事人的影响情况,以公法契约的形式将民事执行中的财产变权有限制地交由社会去行使,法院与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之间形成权力委托关系,拍卖辅助工作机构行为产生的后果由法院承担。折中说则认为,法院的委托行为属于公法契约行为,但由此在辅助机构与当事人之间形成了平等主体的购买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法院委托辅助工作的性质应定位为“执行社会参与说”。私法行为说的缺陷在于未关注到法院与辅助机构这个核心关系,片面地理解了法院委托后辅助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忽略了民事执行权的公法属性。折中说貌似吸取了私法行为说与公法行为说的精华,但逻辑上也难以解释公法行为为何产生了私法效果。“协助执行说”是对“协助执行”概念的误解,协助执行是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主体根据法院的要求,在其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履行相应的协助执行义务以保证执行措施的顺利实施;[8]但接受法院委托的辅助机构并不负有协助的义务,该说有张冠李戴之嫌。“类似购买社会服务说”从工作情形上看较为契合法院委托的行为性质,但是没法解释为何作为“购买主体”的法院不支付费用而由当事人负担。“民事执行社会参与说”客观把握了法院将部分管理性质、实施性质的执行权能交由社会主体行使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接受委托的社会主体基于公法契约、经“正当程序醇化”而获得提供服务的正当性,法院又肩负着对社会主体参与民事执行的审查与监督。总之,“民事执行社会参与说”准确地定位了各参与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也更为全面地解释了法院委托辅助工作中各个环节设计的要旨。
  “社会参与民事执行并非社会主体享有法院专属的执行权力,而是法院执行机关将部分实施性的权能交由社会主体行使。法院应当积极肩负起对社会主体参与民事执行的审查与监督,防止国家司法权力与执行权力的失控与泛化”[9]。因此,拍卖辅助工作的责任主体仍然是法院,而不是承担拍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和组织,法院将拍卖辅助工作委托给社会机构或组织,绝不意味着执行人员对相关工作可以撒手不管、不闻不问。承担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可以帮助法院整理好拍卖标的物的相关资料,但要经执行人员审查后发布,进入执行管理系统、录入最高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的工作必须由执行人员完成,不能代为操作。
  三、思辨:基于多重考量的法院委托拍卖辅助工作的正当性
  (一)现实考量
  德国学者鲁道夫·冯·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10]法院委托辅助工作这些机制的设置,同样源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1.分担工作量。辅助机构参与到网络司法拍卖活动中,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分担了法院的执行事务。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执行领域尤为突出。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有如下一组数据:2014年,全国四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数341万件,同比增长14.1%,占法院全部案件量的21.7%;2015年,受理执行案件数467.3万件,同比增长37.0%,占法院全部案件量的23.09%;2016年,受理执行案件数614.9万件,同比增长31.6%,占法院全部案件量的26.7%。[11]
  按照《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及说明》的要求,“中基层法院在编执行人员占法院在编总人数的比例不应低于15%”,但现实是这个基本保障比例在部分法院还未达标。况且,以15%的法院人员比例来承担超25%的案件数量,人案配比显然不平衡,而每年案件数量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30%,执行压力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执行案件查找、控制、处分财产等行为,耗费了执行人员巨大的人力与精力,在自行拍卖中集中体现了出来。执行法官在一项司法拍卖活动中要从事查明标的物权属情况、确定保留价、保证金、制作审查法律文书、设置竞买人资格、裁定拍卖成交、办理财产交付等多项工作。如果再将拍摄照片、制作视频、带客看样等前期准备工作都交由执行人员来办理,且不论其中所含技术性要求的高低,单就这些行为或活动本身,法院就将疲于应付,难以招架。相反,若能将这些繁琐的技术活切割出来,交由专业的辅助机构来完成,则可减轻法院的执行负担,使法院能将更多的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到需要投入而又不能向外转移的审判和执行领域中去。
  总之,没有行之有效的互联网拍卖平台及其相关服务,恢复人民法院自主拍卖原则便缺乏说服力;没有运行畅通的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外包机制,自主型网络司法拍卖将因导致人民法院增加了难以承受的工作量而缺乏可行性。
  2.设置“防火墙”。单凭分担法院工作量这一动机尚不能构成法院外包辅助工作的充分理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参与能够为网络司法拍卖提供预防司法腐败与执行失范的“防火墙”。
  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参与进来后,形成了法院、辅助机构、网络服务提供者三方分工协作:法院委托辅助机构处理拍卖前期工作,法院自行审查拍卖材料后制定相关文书并提交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平台及发布,辅助机构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受法院监督。这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采用受众更广的互联网平台公开竞价,更加公开、透明、阳光。二是辅助机构承担的工作,相较过往的拍卖机构更加单纯;例如辅助机构不再像过去拍卖机构一样全部包办,包括出具拍卖成交或流拍报告,而是明确法院是辅助工作的责任主体,辅助机构的材料要经法院执行人员审定后对外公布。辅助机构的参与,保留了过去模式中拍卖机构所起的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而且从运行机制上看更加彻底。
  诚然,网络司法拍卖因为在虚拟空间进行,隔离了竞买人见面,屏蔽现场竞价拍卖各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串通行为,使得竞价在公开透明环境中进行。但是,拍卖辅助工作却完全相反,因此认为网上拍卖就能完全有效地防止串通的想法过于简单。[12]如今,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参与,就像一道升级版的“防火墙”。它在法院的执行部门与具体的拍卖工作之间再形成一个“隔离带”,从而将司法拍卖中的最大利益主体——潜在的诸竞买人割裂开来。如果潜在的竞买人意图贿赂执行法官从而干预拍卖,则会遭遇辅助机构的反向监督与制约。更主要的是,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接受法院监管,且由于拍卖不成交就没有收入,因而会尽心竭力做好服务工作。但是如果法院一手操办,由于法官没有这个压力,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即可能出现法官纯粹为了走程序而简单处理拍卖前工作,甚至消极执行等失范行为。
  “如果法院自行拍卖既能实现被拍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又能有效地避免腐败现象的发生,则否定法院自行拍卖的做法就不具有充足的理由,由此推动从法院自行拍卖向委托拍卖的转变就属多此一举。”[13]换言之,自行拍卖存在的充分理由在于被拍财产价值最大化以及预防司法腐败。综上所述,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参与,这两个条件令自主型网络司法拍卖拥有了存在的充分理由,也彰显了其在自行拍卖中的重要价值。
  (二)法理正当
  1.执行的社会参与。执行工作社会参与论认为,为实现民事执行权力公正高效地运作,应当以强化法院内部的执行力量为起点,逐步扩展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工作。[14]根据各执行权能对社会和当事人的影响情况,可以将其有限地交由社会去行使,法院加强对该社会主体进行监督。[15]
  但是,权力可以交由社会机构行使么?首先,现代公民的权利中实际所蕴含着权力的身影,诸如选举权、表决权这种权利实际已经很接近权力,进而“如果在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内,将权力回归它的原始所有者不应是件怪异的事。”[16]其次,国家权力必须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的传统观念,预设了禁止自力救济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公信力的两个前提。但是,禁止自己救济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私人诉诸暴力,如果通过有效的制度确保受托的社会机构不滥用权力,就能达到该目的,那就没有必要一定将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家机构手中;而且,社会机构可能更有效,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只要设法使民间机构及其人员遵从相似的职业行为准则,使他们为社会提供同样或更高水准的服务,差别就会变得模糊起来,社会机构行使少量权力是可以接受的。再次,国家权力向社会分配的条件为,一是少数情况下才需要考虑这种分权;二是这种分权应该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三是究竟能否将权力配置给社会机构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有没有对社会机构的管理能力。[17]
  故而,在网络司法拍卖中,法院委托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办理辅助工作,并且对辅助机构采取适当的管理与监督,具有民事执行社会参与的正当依据。
  2.执行的效益原则。民事执行的效益原则也称执行经济原则。执行收益与执行代价取得平衡,实现执行资源的优化配置。[18]它要求民事执行工作迅速、廉洁、适当,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缩短民事执行周期,降低民事执行成本。
  说到底,法律是一整套从静态到动态、从组织到行为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制度系统。[19]将拍卖辅助工作委托给社会机构去完成,有利于提高拍卖辅助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以最小的成本从网络司法中获取最充分、及时的权益,实现被拍卖标的物的价值最大化,而这也是拍卖制度的最大价值所在。由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制作拍卖财产的文字说明及视频或者照片等资料,可以有效提高效率与质量,更好地展示拍卖财产;由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承担展示拍卖财产、接受竞买人咨询、引领查看等工作,既能隔离法官与竞买人的接触,又能扩大拍品的社会影响,让大众更加深入了解拍品的现况,促进拍品成交、提高溢价率,这是案多人少现实下法官一手操办所难以达到的效果;由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承担拍卖财产的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仓储、保管、运输等工作,其提供的服务更加专业优质。而且,这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应按照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原则,由专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来完成。这无一不体现了执行收益与执行代价平衡的基本原则。
  四、探索:“从严”原则指引下的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管理
  在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从事的法院委托的拍卖辅助工作中,法院是拍卖辅助工作机构行为的“最终承受者”,保证拍卖辅助工作“办得好”“不出事”是法院对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基本要求。据上述法理分析,在执行工作社会参与说下,人民法院应具备对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有效管理的能力,并且采取适当的管理和监督方法,确保该项工作顺畅开展。探索网络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选定和监管规则,可围绕“严格准入条件”“规范选定程序”“重视过程监管”“强化事后惩罚”等主线来确立。
  (一)准入条件
  在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准入门槛设置上,应当坚持从高设定的原则,确保将优秀、诚信、综合能力强的社会主体吸纳进来。建议从资质、人力、物力、能力等方面为考量要素,严格准入条件。
  1.主体资质的限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核准经营范围应包含承揽辅助工作对应需要的审计、法律咨询、信息技术等中介服务项目。因此,具有提供物流、融资等特殊服务项目的许可经营证,这是基本要件;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一定数额,同时提供足额的履约保证金或者购买司法拍卖辅助工作责任保险,这主要考虑到其工作过错后承担责任的能力;在法院辖区内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以便工作开展、提高效率。
  2.人力保障的限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应具有履职相适应的法律、估价、会计、设计、审计等方面固定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才,这是提供专业服务的要件,是确保独立担当相应任务的人力基础。
  3.设施保障的限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应具有客户服务中心,能够随时提供免费问询服务;有拍卖财产展示平台,具备宣传与推广能力;有拍卖服务监管平台(PC端与手机移动端),具有实时掌握现场勘察、看样动态等信息技术保障,做到全程留痕,留档保存;有与人民法院进行数据交换、传输的网络对接终端,便于协调、对接工作。
  4.工作能力的限定。具备与工作内容相适应的能力:能够制作符合司法拍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规范和人民法院委托要求的文字说明、视频和照片;能够按照委托法院的要求展示并推介拍卖财产、接受咨询、引领查看、保管样品;能够提供拍卖财产的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仓储、保管、运输等服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办理规程和制度。至于“能够协助办理过户、代缴税费、融资咨询或服务”之类,属于竞买人与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之间的私法合同关系,有别于公法性质的法院委托的辅助工作,它可以作为提高了要求的准入条件,但不是法院委托开展的辅助工作。因为法院在司法拍卖中的职权行为,止于拍卖成交裁定的作出与标的物的交付。
  此外,还需设立禁止性的准入门槛:如信誉门槛,即不能或者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具有违反行业道德或者违法违规的记录;被法院除名的拍卖辅助工作机构,3年内不得申报入库。
  在入库的程序上也应严格要求,第一,广泛发布公告,引入更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形成竞争;第二,由法院遴选小组结合准入条件初选;第三,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名单库;第四,报高级法院备案,高级法院要进行认真审查,认为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可以指令撤换;第五,公示、公布。
  总之,严格按照程序执行选择入库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淘汰服务质量不够优质的拍卖辅助工作机构,避免商事主体违法介入网络司法拍卖的乱象。在笔者看来,就当下而言,由原拍卖机构融合互联网技术实现成功转型,或者虽系新成立、但具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原司法拍卖从业人员、具备实战技能的法律人才和较强的信息技术研发团队的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是入库法院委托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较为理想的选择。
  (二)选定程序
  网络司法拍卖属于法院自行拍卖,而法院委托社会机构从事辅助工作则是公法上的行为,因此,法院本可依职权选定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但是,为避免执行人员与拍卖辅助工作机构人员勾结而将作为司法权存在的拍卖变成营利性机构的商业机会,在委托拍卖辅助工作机构承担工作前,应经合议庭合议;在选定时,应采用随机方式在名单库中确定,由电脑随机抽取或摇号确定。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见证。同时,加强法院内部监督,通知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到场见证。规范选定程序,全程录音录像,做好笔录,存档备案。
  此外,还应有参选的禁止性程序门槛,即回避门槛: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及其股东、工作人员及近亲属在开展司法拍卖活动中,具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回避情形的,应当回避。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及其股东、工作人员及近亲属不得具有下列行为:与竞买人串通,在司法拍卖中组织、参与串标、围标;接受与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有关的吃请;非法收受钱物;其他可能影响司法拍卖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
  (三)监管规则
  1.重视过程管理,建立实时评价机制。执行法院应邀请当事人、拍卖参与人以工作能力、服务质量、态度、作风等方面为考量因素,对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进行评价,同时由拍卖辅助工作机构遴选小组听取执行法官、司法拍卖团队对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工作情况的反馈意见。将前述评价及意见按年度建立档案,综合当事人、执行法官、司法拍卖团队及其他拍卖参与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考核。不合格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应当予以淘汰。
  2.强化事后惩罚,建立除名禁入机制。拍卖辅助工作机构存在不当行为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如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的,责令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构成不符合准入要求、违法违规、重大过错,应在评价后予以除名。被除名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3年内不得再纳入名单库。应予除名的类型主要有:第一,不符合准入要求型。不具备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入库条件的;抽逃注册资本的;安排不符合条件或者不能胜任的工作人员从事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的;不服从委托法院管理、监督和安排的;办公场所变更或者人员联系方式变动不及时向委托法院报告的。第二,违法违规型。以不正当手段进入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名单库的;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司法拍卖辅助工作业务的;不按规定收取司法拍卖辅助费用的;在开展司法拍卖辅助工作中有组织、参与串标、围标等违法行为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的股东、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与其司法拍卖辅助工作相关的拍卖财产的;向委托法院工作人员请吃送礼或有其它不廉洁行为。三是重大过错型。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发生过错造成严重后果的。
  结语
  网络司法拍卖作为司法变价最主要的手段,是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一把利刃。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看似无足轻重,但探索选定和监管规则,确保辅助工作顺利外包并获得高质的服务,是关系到网络司法拍卖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剖析其背后的法理问题,以点带面、由小及大、由具体到一般地剖析社会主体参与民事执行的相关问题,探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另一种思路。社会主体为何参与民事执行、能否参与民事执行、如何参与民事执行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理论的深化以及实践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民事执行的社会参与,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执行权能的适当分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蕴含了我国强制执行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走势和方向。
  (责任编辑:杨小利)
【注释】

*苏福,西南政法大学2014级宪法与行政法博士研究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郑荣聪,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1]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开展的“以重庆联交所为平台,委托拍卖公司进行拍卖的委托拍卖模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市法院开展的“‘现场拍卖+公拍网拍卖’的委托拍卖模式”等等。

[2]肖建国:“法院自行拍卖原则下的司法网拍规则创新”,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9月5日第5版。

[3]江必新、刘贵祥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4]本文所称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是指在司法拍卖中,除必须由人民法院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工作以外的其他各种辅助性事务,包括拍品展示、接受咨询、带领看样以及鉴定、检验、评估、审计、仓储、保管、运输等。

[5]王晓雁:“30省市逾2000法院实现网络司法拍卖”,载《法制日报》2017年5月23日第6版。

[6]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辅助工作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4条涉及辅助工作的内容与《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7条第1款的规定并无明显区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的实施细则(试行)》第8条相较于《网络司法拍卖规定》第7条,主要增加了“协助草拟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标的物的情况调查表等相关法律文书”与“协助实地勘察,查明拍卖标的物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事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实施细则(试行)》第14条在前述规定基础上,赋予了辅助机构有限的调查权:“(1)查询拍卖标的产权登记信息;(2)查询户籍及物业费、公用事业费缴纳情况;(3)查询拍卖标的涉及的工商、税务等信息”。

[7]同注[3],第123-124页。

[8]江必新主编:《强制执行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02页。

[9]娄必县:“论民事执行的社会参与”,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4期。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1]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2016年)。

[12]范干平:“防火墙意识应全程贯穿司法拍卖”,载《上海法治报》2016年8月24日第B06版。

[13]汤维建:“论司法拍卖市场化改革及其完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14]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4页。

[15]同注[9]。

[16]严仁群:《民事执行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17]同注[16],第53-56页。

[18]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论纲——理论与制度的深层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19]冯玉军:“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6期。

友情链接 : 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名录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ສານຄົນລາວຊົນສູງສຸດ ក្រសួងការបរទេសនិងសហ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អន្តរជាតិ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JUDICIARY OF BRUNEI DARUSSALAM ศาลฎีกาของไทย Tòa án nhân dân tối cao Việt Nam 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Mahkamah Persekutuan Malaysia Mahkamah Agung Republik Indonesia 北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