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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车事故中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的责任比例应分别确定

  【裁判要旨】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过错比例确定的前提下,参酌原因力比例确定各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份额。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由于原因力比例的认定不同,两者并非是简单的等同关系。
  □案号 一审:(2015)吴江商初字第0029号 二审:(2015)苏中商终字第01604号
  【案情】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吴江支公司)。
  被告:孟杰杰。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吴江支公司)。
  原告人保吴江支公司与被告孟杰杰、平安吴江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人保吴江支公司诉称:2012年5月,王琳就其所有的苏E778UU小轿车向原告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5月6日12时起至2013年5月6日12时止。2013年1月15日7时45分左右,王琳驾驶保险车辆追尾撞击同方向同车道停放在路面上的沪B92717重型普通货车,随后又被倪德华驾驶的苏E066TV小型普通客车追尾,造成车辆受损及王琳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经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倪德华负小型普通客车追尾撞击轿车事故的全部责任。2014年4月11日,王琳亲属就本次事故造成的车辆损失诉至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判令人保吴江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项下赔款133569.6元,现人保吴江支公司已履行该赔付责任。根据法院认定的事故,两起事故对保险车辆的损害后果各占50%的作用力,又因苏E066TV在小型普通客车追尾轿车事故中负全责,故人保吴江支公司要求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法院查明的事故,倪德华系被告孟杰杰的雇员,事故发生时系职务驾驶,应由被告孟杰杰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险车辆登记车主为被告孟杰杰,且在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故人保吴江支公司有权代位行使对被告追偿的权利。故人保吴江支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人保吴江支公司理赔款67784.8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孟杰杰未作答辩。
  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辩称:通常情况下,多车追尾事故,按后车赔偿前车车尾并赔偿自己车头的原则进行认定。根据碰撞痕迹及交警对于事故的陈述、相应照片,被告公司仅需对本案所涉保险车辆后部损失2300元承担赔偿责任,对前部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所主张的责任比例是参照(2013)吴江开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书对死亡赔偿责任的认定,而不是对财产损失责任的认定,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审判】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王琳就其所有的苏E778UU小轿车向原告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具体险种有车损险(保险金额为254800元)、车损险不计免赔率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2年5月6日12时起至2013年5月6日12时止。2013年1月15日7时45分左右,王琳驾驶保险车辆沿吴江经济开发区云龙路南侧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凌益桥面上时,追尾撞击同方向同车道停放在路面上的沪B 92717重型普通货车(驾驶员为徐磊,交强险和商业险均投保于人保苏州分公司),随后保险车辆又被倪德华驾驶的苏E066TV小型普通客车追尾,造成车辆受损及王琳受伤的交通事故,王琳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上午死亡。2013年1月31日,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发时有大雾,视线较差,王琳未保持安全车速并谨慎驾驶,遇情况措施不及,负轿车追尾货车事故的主要责任,徐磊负轿车追尾货车事故的次要责任(货车车尾灯与尾后护栏不合格);倪德华未保持安全车速并谨慎驾驶,遇情况措施不及,负小型普通客车追尾撞击轿车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3年2月4日,王琳亲属王建华、唐三妹就本次事故造成死者王琳的损失以人保苏州分公司、平安吴江支公司等为被告起诉至本院。本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虽然从车辆外部受损情况看,第一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的碰撞程度较第二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的碰撞程度严重,但两次追尾事故发生间隔极短,受害人王琳在两次追尾事故中一直处于事故车辆中,两次事故对于王琳死亡的责任大小无法确定,本院认定徐嘉对受害人王琳死亡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50%原因力×30%事故责任),被告倪德华对受害人王琳死亡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50%原因力X100%事故责任),受害人王琳自负35%的责任。据此,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吴江开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人保苏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王建华、唐三妹各项损失共计11万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王建华、唐三妹各项损失共计64662.53元;二、平安吴江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王建华、唐二妹各项损失共计11万元,在商业二者险范围内赔偿王建华、唐三妹各项损失共计215541.75元。
  另查明:2013年6月13日,人保吴江支公司对本案保险车辆作出定损,推定全损137569.6元。2014年4月11日,王建华、唐三妹以人保吴江支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请求人保吴江支公司赔偿车辆损失137569.6元。本院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2014)吴江商初字第05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人保吴江支公司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项下赔偿王建华、唐三妹车辆损失133569.6元。2014年5月22日,人保吴江支公司履行完毕上述车辆损失的赔偿义务。
  再查明:倪德华系被告孟杰杰的雇员,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职务。倪德华驾驶的苏E066TV车辆登记车主为被告孟杰杰,且在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12月6日0时起至2013年12月5日24时止。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所涉保险车辆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确定?
  法院认为,从车辆受损情况看,第一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的碰撞程度较第二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碰撞程度严重,该事实有相应的现场照片予以证实,且(2013)吴江开民初字第0188号生效判决已进行了认定。但该生效判决确定的是因王琳死亡所产生的赔偿责任承担,在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王琳死亡与两次追尾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情形下,推定两次追尾事故各占50%的原因力,认定沪B92717重型普通货车驾驶员徐磊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苏E066TV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倪德华承担50%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王琳自负35%的责任。但本案所要确定的是王琳所驾驶的保险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物损的责任承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本案中,第一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的碰撞程度较第二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碰撞程度严重,因此,第一次追尾事故对造成保险车辆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应当较第二次追尾事故更高。平安吴江支公司认为第二次追尾事故仅对保险车辆后部造成损失的抗辩主张,否认了第二次追尾对保险车辆的其他部位尤其是车身前部产生扩大损失的可能性,在没有证据证明第二次追尾事故对于保险车辆的损失仅局限于车身后部的情形下,被告的这一抗辩主张,法院难以采信。法院认定,对保险车辆的损失,被告孟杰杰作为倪德华的雇主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于死者王琳对于第一次追尾事故负事故主责,且第一次追尾事故碰撞程度较严重,故其自负40%的责任;沪B92717重型普通货车驾驶员徐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认为,被告孟杰杰应当对保险车辆的损失133569.6元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40070.88元,因此,原告有权向被告孟杰杰主张的赔偿金额为40070.88元。由于被告孟杰杰名下的苏E066TV小型普通客车交强险、商业险(包含车损险)均投保于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且赔偿金额在平安吴江支公司的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因此,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应当将该赔偿金额直接赔付给原告。依照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判决: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人保吴江支公司人民币40070.88元。
  一审宣判后,平安保险吴江支公司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2015)苏中商终字第0160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
  【评析】
  本案虽然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公司代位行使侵权赔偿请求权,但本案对于保险人的代位权本身并无争议,争议的是赔偿请求权问题,故实质上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数人侵权行为造成了多车事故,事故同时造成了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两种损害后果,并引发了若干值得探索的法律问题。
  一、数人侵权情况下赔偿责任的承担
  本案是一起两次追尾的三车事故,属于数人侵权。侵权法理论上依据主体有无意思联络,将数人侵权区分为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承担的配置上也相应地按照这两个类型划分,共同侵权原则上承担连带责任,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原则上承担按份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只有在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行为人之间才承担连带责任,该情形属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特殊情形,而非一般情形。本案两起追尾事故,三方主体均无意思联络,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在没有证据显示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况下,应适用一般情形下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即各侵权人分别承担按份责任。
  二、行为人对于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承担不同的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就是指在过错比例确定的前提下,参酌原因力比例确定各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份额。对于本起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确定了各方的事故责任(王琳负第一次追尾事故的主责,徐磊负第一次追尾事故的次责;倪德华负第二次追尾事故的全责),同时也明确了各方的过失(事发时有大雾,视线较差,受害人王琳未保持安全车速并谨慎驾驶,遇情况措施不及;徐磊所驾驶货车车尾灯与尾后护栏不合格;倪德华未保持安全车速并谨慎驾驶,遇情况措施不及),即本案各侵权人过错比例是可以确定的。但对于受害人王琳死亡和受害人车辆损失这两种损害后果而言,原因力比例的确定则是问题的关键。由于两次追尾事故发生间隔极短,受害人在两次追尾事故中一直处于事故车辆中,无法确定哪一次事故造成其死亡。同时由于人体生物性的特征,也无法确定两次事故对于造成其死亡的原因力比例,故只能推定为两次事故各占据50%原因力。该推定更多的是出于司法实务的需要。但对于受害人车辆损失,根据碰撞痕迹及相关方对于事故的陈述、相应照片,可以判断出第一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碰撞程度较第二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碰撞程度严重,可以认定对于车辆损失这一损害后果而言,第一次事故对于车辆损害的原因力明显大于第二次事故的原因力,故法院据此作出了不同责任比例的判决。
  三、对于保险公司有关保险惯例的司法评价
  本案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认为,通常情况下多车追尾事故,保险惯例为按后车赔偿前车车尾并承担自己车头损失的原则处理,故被告平安吴江支公司仅需对案涉保险车辆后部损失2300元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保险公司所陈述的业内做法,如果相关保险公司均认可该做法并自行达成协议,可能在处理赔偿事宜上具有较高便捷性和效率性,法律亦不予以强行干涉。但如果进入诉讼过程,则需要从司法层面对此作出评价。从侵权责任法理上来分析,对于原因力的认定是确定赔偿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第二次追尾事故对于保险车辆的损失并非仅局限于车身后部,对保险车辆的其他部位尤其是车身前部产生的扩大损失具有直接原因力。因此,保险公司所主张的这一保险惯例,并不具有法律依据,本案给予了否定的司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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