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司法研究 > 正文阅览
标亮 聚焦命中
转第
下载 打印 转发
保留字段信息
页面宽度(px):

页面宽度范围为200至2000

论藐视法庭罪之创设

  • 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 作者: 曲昇霞 袁江华 仇兆敏
  • 分类: 刑法分则
  • 中文关键词: 藐视法庭罪 域外发展 立法构想 诉讼程序
  • 期刊年份: 2015
  • 期号: 6
  • 页码: 81
  • 摘要:

    藐视法庭罪的设立旨在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藐视法庭行为样态增多、社会危害性增大,而现有立法应对不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完善惩戒藐视法庭权威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维护司法权威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庭审中心主义”的确立到复杂社会生态下的客观需求,重新审视藐视法庭罪在我国确立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意义深远。考察分析域外藐视法庭罪的立法发展趋势,可以从归罪范围、法条设置、特别诉讼程序等方面创设符合我国法治特点的藐视法庭罪。

在司法过程中,庭审活动承载着法院审理裁判案件以定纷止争的功能,其严格的程序和庄严的氛围彰显着司法权威,也实现着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与警示价值。然而任何国家的庭审活动都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藐视和挑战,对藐视法庭行为进行严格治理已成为诸多法治国家的必然之选。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曾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就是否在刑法中增设藐视法庭罪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囿于观念准备、现实需求、制度基础等存在诸多问题,立法中并未设立藐视法庭罪。实践中出现的挑战法庭权威的案件,往往通过扩张适用扰乱法庭秩序罪或运用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来应对。时至今日,在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进入了藐视法庭事件频发、司法权威屡遭侵犯的境域,强制措施以及扰乱法庭秩序罪已难以及时高效应对多元主体多样形态的藐视法庭行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司法权作为一种国家判断权,[1]其运行的观念基础、外部环境及制度设置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入,“庭审中心主义”司法原则初步确立,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更是明确要求完善惩戒藐视法庭权威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可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态,观照新的观念与制度,在我国设立藐视法庭罪已成为新时期提升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笔者在分析研判我国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对域外立法作一分析借鉴,尝试对我国设立藐视法庭罪及其审理程序作一制度设想,以期对完善立法维护司法权威有所裨益。
  一、需求之境:藐视法庭行为增加刑罚治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分析
  早在我国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就有学者呼吁增设藐视法庭罪,尽管立法者考虑到种种原因最终未采纳这一意见,但随后司法实践中藐视法庭行为频现的现实与实务界的日益关切,使该罪的设立有了进一步追问的意义。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设立藐视法庭罪更具有合目的性、紧迫性和正当性。
  (一)藐视法庭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在司法实践中,藐视法庭,扰乱、妨碍庭审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如庭审中不遵守法庭命令、违反对法庭的承诺、不听从法官指挥、不履行协助义务、肆意喧哗、强行录音摄像、殴打谩骂法官或诉讼参与人、不交纳法庭罚款等等;另一方面呈现出主体扩张与危害程度加大的样态。行为主体从当事人、当事人亲属向诉讼代理人甚至辩护律师蔓延。社会上甚至出现了“闹庭”一词,其态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这些行为扰乱了庭审活动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法庭对案件的审理,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尤其在信息发达的当下藐视法庭事件更易快速传播、极速发酵,破坏了法律与司法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社会危害性极大,具有了刑事可罚性,通过刑罚处罚才能真正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
  (二)现有立法制约不足惩戒不力。尽管藐视法庭从根本上归因于行为人缺乏法律信仰、排斥法治与理性,但立法制约不足惩处不够,以致违法成本低,直接促成了藐视法庭行为的“变本加厉”。首先,现行三大诉讼法及相应司法解释对藐视法庭行为虽规定了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等措施,但这些措施惩罚力度有限,违法行为产生的影响力以及行为人获得的满足感远远高于行为人可能受到的惩戒,藐视法庭行为违法成本过低反向刺激和诱发了更多的人甚或更严重的违法,并使生效裁判的公信力大大下降。其次,我国刑法仅以列举的方式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以“扰乱法庭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该罪名着眼于维护法庭秩序,不能充分涵摄多种类型藐视法庭的行为,难以彰显法庭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如殴打当事人、辩护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即便在法官面前发生,严重扰乱了庭审秩序,也难以入罪,现有立法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缺陷显而易见,而如果对这些藐视行为不加归咎,极易助长类似行为的反复发生。
  (三)“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需要提供更充分的保障。《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全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更高层面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庭审中心主义”司法原则强化了庭审功能,对法院的庭审活动提出了规范化和高质化的要求,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而要实现这一原则和追求,则必须依赖于健康有序的庭审秩序,依赖为其塑型、为其固化、为其搭台的各种具体制度。[2]如果庭审秩序频频受到破坏,庭审的规范化、高质化也就难以保障,“庭审中心主义”更难以实现。设立藐视法庭罪即属于为“庭审中心主义”塑型、固化、搭台的保障之一,其对于庭审秩序强有力的维护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进而实现“庭审中心主义”原则最基本的程序正当性要求。
  二、他山之石:域外藐视法庭罪发展考察及其特点研析
  藐视法庭罪在域外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罪名,许多国家选择在刑事法律中设立该罪名,对藐视法庭情节严重的行为进行刑事追究,以确保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权威。笔者分别选取两大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一考察,以尝试对域外藐视法庭罪的立法特点与发展走向进行分析。
  (一)英美法系的藐视法庭罪:涵涉范围不断限缩、判断标准更为严格。藐视法庭罪在英美法系国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司法程序受到干扰,以捍卫司法权威,其发展经过了数百年的荡涤与沉淀。英国自17世纪通过判例确立了藐视法庭罪,凡行为本身构成对公正判决实施干预或者损害法庭声望的,即构成具有犯罪性质的刑事藐视法庭罪,形式主要包括激怒法庭和当面藐视法庭。激怒法庭往往是以书面的形式(特别是在媒体上)在司法场所之外对于法官、法院的工作及法院的判决所作的言词评价。当面藐视法庭则指在法庭上直接冒犯法庭秩序或法官。[3]其判例法中将法庭内针对法庭人员、诉讼程序的、破坏法庭秩序或者损害法庭尊严的侮辱妨害行为以当面藐视法庭罪判处,并规定了独特的审理程序,法官可以原告身份自行起诉,审理中不需要陪审团或者证人,对行为人可以即刻判处刑罚。随着时代的变迁,1981年英国《藐视法庭法》出台,不再适用“不得评论未决案件”原则,转而适用严格责任下的藐视法庭罪与故意藐视法庭罪,前者指无主观故意但客观上导致了损害公平审判的行为,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方可构成:第一,只适用于针对公众的一般公开行为;第二,相关评论所指向的诉讼程序必须是正在进行的;第三,相关评论能够产生实质性风险。因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藐视法庭罪的适用变得十分困难,“事实上,自从1981年禁止藐视法庭法实施以来,很少有因普通法下的藐视法庭罪而被提起诉讼的情况”。[4]。更多适用的是当面藐视法庭罪,即具有损害司法程序的主观故意并对公平审判形成了现实可能性的损害风险的行为。[5]美国的藐视法庭罪继受于英国普通法,其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案》规定一切有辱或者妨碍司法的言行均可判为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监禁;183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将藐视法庭行为限制为法庭内的不当言行以及“近乎”或“附近的”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在1941年的“布里奇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即只有某行为对司法程序和正义构成迫在眉睫的或即刻的威胁时,它才能以藐视法庭罪而受到惩罚。[6]可见,从总体上来看,英美法系国家藐视法庭罪最初涵涉广泛,类似“口袋罪”,且判断标准较为抽象甚至模糊,在经历了无数判例或法令的修正后,日渐呈现出从宽泛到严格的转变,适用范围不断限缩,从广涉法庭外的媒体报道与评论,回缩到法庭内那种十分有限的、不得不制止的扰乱庭审秩序的行为。[7]
  (二)大陆法系的藐视法庭罪:行为构成具体、罪名明确、刑罚分明。大陆法系国家历来重视法庭权威的维护,大都设立了藐视法庭罪或类似罪名对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进行刑事追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等。这些国家秉承成文法传统,一般采取在刑法典中单设条文的方式对藐视法庭的行为加以规定。法国在1994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典“妨害司法罪”一章设立了“侵犯对司法应有之尊重罪”,规定对正在履行职责的法官、陪审员或者其他司法建制中的任何人,以言语、动作或威胁或者以各种未公开的文字或形象、寄送任何物品,对其进行侮辱,旨在侵犯其尊严或侵犯对其所担负之职责的尊重的,处一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该规定包含了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处罚。德国刑法典在“对抗国家权力罪”一章中规定,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阻碍公务人员执行法律、法令、判决、裁定,或对其攻击的,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同时规定,公务人员包括法官在内。俄罗斯联邦法典在“妨害司法罪”一章中设立了藐视法庭罪,规定藐视法庭,侮辱参加审理案件的人员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倍至200倍或被判刑人1个月至2个月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180小时至240小时的强制性工作,或处2个月以上4个月以下的拘役。侮辱审判员、陪审员或者其他进行审判的人员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至5个月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1年以上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可见,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成文法方式明确规定了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刑罚处罚,罪状中包括了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刑罚后果,虽然罪名小有差异,但均对藐视法庭行为规定了明确的人罪标准与严格的刑种刑度。藐视法庭罪肇始于英国,无疑是普通法对欧洲大陆以外不知道这种司法惯例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促进文明行为所作的一个伟大贡献。[8]大陆法系各国的藐视法庭立法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但最主要的动因还在于其在发展运行中的实然效果—其已经成为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最直接最有效的保障。
  通过对上述国家有关藐视法庭罪发展概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其一,对藐视法庭行为进行归罪处罚是各国维护司法权威的普遍和有效做法。尽管不同国家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法治观念等民族基因各有差异,惩处该类行为而设立的罪名、采取的立法形式和治理结构也不尽相同,但寻根究底,其秉持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即都彰显着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理性的追随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正缘于此,即使在刑罚轻缓化的大趋势下,诸多法治国家仍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设置藐视法庭罪并为其规定特殊的审判程序来维护司法权威,其对法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二,两大法系藐视法庭罪保护的法益不断趋同。尽管英美法系国家的藐视法庭罪原本侧重于通过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价值冲突以达到捍卫司法权威的目的,然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后,当面藐视法庭罪已成为其更主要的内容,这实质上是藐视法庭罪所代表的司法权威主义对言论自由和司法民主化精神适当让步和妥协而不断趋向合理性的表现。大陆法系国家藐视法庭立法则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面向,即直接着力于庭审秩序与司法权威的维护,接近于英国的当面藐视法庭罪,适用范围相对有限。究其成因,与职权主义基因和精英化法官团体等密切相关,司法过程受舆论的影响远远低于英美法系的国家,而司法民主化的发展更使大陆法系的藐视法庭罪坚持了其原有的立法取向。藐视法庭罪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嬗变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恪守一动一静之间,恰恰界定了其最为合理的法益保护范围—以法庭秩序为核心的司法权威的维护。
  三、创设之思:我国设立藐视法庭罪的立法构想
  自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国的法治进程在快速推进。保证庭审在认定证据、查明事实、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惩戒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庭审活动的功能和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设立藐视法庭罪所依托的法治氛围和诉讼环境已初步形成。当然,设立藐视法庭罪,不是简单地“拿来”,“不同的社会对理想的秩序和统一程度有不同的理解,一个严格按照几何学来规划园艺的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观念不能被照搬到一个将自生自发的植物、山石和水流松散地组合到一起的环境”,[9]我们应当寻求适合我国法治土壤和刑法特点的制度设计。
  (一)藐视法庭罪的归罪范围。藐视法庭罪旨在维护庭审秩序,一般认为,行为是否入罪以是否直接侵犯庭审秩序为标准。藐视法庭的行为可以分为直接藐视法庭行为和间接藐视法庭行为,前者指发生在法庭内、庭审过程中的直接破坏庭审秩序的行为,包括不听法官指挥随意走动或发言、肆意哄闹、强行录音摄影等;后者指在其他空间、时间发生的间接影响庭审功能、有损司法权威的行为,包括阻扰证人出庭、对法院调查取证不予配合、媒体不当报道等。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是否将间接藐视法庭行为进行归罪处理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主张藐视法庭罪的归罪范围应限制为直接藐视法庭行为,提议将明显轻视法庭权力、故意扰乱法庭或者干预法庭正常活动的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10]亦有观点认为藐视法庭罪“藐视的行为在时间上不局限于庭审过程中,在空间上不局限于法庭内,在表现形式上不局限于显性的直接暴力,从而对各类破坏审判工作安全的行为形成更有力的威慑。”[11]直接藐视法庭行为的危害和负面影响远甚于间接藐视法庭行为,在设立藐视法庭罪时,将直接藐视法庭行为纳入规制范围毋庸置疑。但是对于间接藐视法庭行为是否也需要以犯罪论处,需要持审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我国的藐视法庭罪归罪范围不宜过宽,应以直接藐视法庭行为为限。首先,我国现行立法对众多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如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妨害作证等已纳人他罪处理,足以规制这些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无需以藐视法庭罪再行规定,从而避免对现有法律做大幅度不必要的修改。其次,当代中国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非恶意或虚假的媒体报道和民意评论作为对司法公正特殊的监督方式,需要宽容与保护,因此不宜将媒体不当报道等行为纳人藐视法庭罪的规制范畴。第三,借鉴两大法系主要法治国家藐视法庭罪的立法理性与司法走向,惩戒直接藐视法庭行为更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
  (二)藐视法庭罪的构成要件与法条设置。我国刑法以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为标准规定了各类犯罪。藐视法庭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法庭秩序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司法权威;客观方面表现为多种藐视法庭的行为,并且情节严重,即导致法庭秩序严重混乱、庭审无法继续,如果行为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则应当由法庭根据相关诉讼法采取相应的司法措施予以惩处;主体是自然人,任何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我国刑法第6章第2节规定了妨害司法罪,其较之于藐视法庭罪侵犯的客体具有本质同类性,但内涵更广、适用范围更大,可以考虑在此节中增设藐视法庭罪。同时,由于我国《刑法》305条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仅仅涵盖了3种藐视法庭秩序的行为,规制范围过于狭窄,建议取消“扰乱法庭秩序罪”,将该罪的归罪情形纳人藐视法庭罪,即可将第305条的“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改为藐视法庭罪。该罪的法条可以通过列举式、概况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一方面对司法实践中频发的直接藐视法庭行为进行列举,增强该罪的实际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设置兜底条款以灵活应对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保持该罪的适用张力。具体来说,法条可以表述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藐视法庭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一)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二)当庭抢夺、损毁证据的;(三)肆意喧哗、哄闹或者强行录音、录像、摄影,经法庭劝阻仍不改正的;(四)冲击法庭,破坏法庭设施的;(五)其他扰乱庭审秩序的行为。”
  四、程序设计:藐视法庭罪特别诉讼程序的构建
  英美法系国家对行为人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与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适用的诉讼程序有所区别:对于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法院有自行起诉权,由受到蔑视的法官即刻进行审理和判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进行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权力,一个不经审判当即监禁某人的权力,然而它是必须的。”[12]笔者认为,我国对藐视法庭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立法的合理内核,针对直接藐视法庭的行为设置一套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
  (一)赋予法官直接审判权。法庭上法官的直接审判权包含审判发动请求权和有罪判决请求权、判定权和处置权。[13]直接藐视法庭的罪行发生在法官眼前,被形象地称为“正在冒烟的枪”,其对于庭审秩序和司法权威的侵犯最为直接、迫在眉睫。为及时制止该类犯罪,避免危害进一步扩大,有必要从起诉权的行使、审判组织的构成、审判程序的适用3个方面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直接审判权的行使。1.审判程序的启动。法官作为庭审的控制者、主导者,有权制止法庭内发生的任何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对于直接藐视法庭的罪行,如果按照普通公诉案件的程序,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浪费司法资源,违背诉讼效率原则,应当赋予法官自行发动诉讼的权利,由受到藐视的法官直接判断行为人的藐视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进而决定是否启动审判程序。2.审判组织的构成。司法亲历性原则要求裁判者经历裁判的整个过程,在感知那些距离原始事实最近的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裁判结果。由于直接藐视法庭的罪行是法官眼皮底下的犯罪,当时审理案件的法官亲身经历了行为人藐视法庭的行为过程,虽然不能像相机那样准确无误地记录、固定事情始末,但其对案件原始事实可以形成尽可能全面、准确的认知,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司法亲历性原则,是审理该罪行的最佳人选,因此该罪可由当时审理案件的法庭直接进行审判,无需另行移交刑事审判庭审判,原先审理案件的是合议庭的,由该合议庭进行审理;是独任庭的,由独任庭进行审理。3.审判程序的适用。审判法官对行为人藐视法庭的罪行具有最为直接的认识和判断,“以至于他不需要证人提供证据,即刻就能亲身加以处理”,[14]严格繁琐的庭审程序就丧失了适用意义,而应予以简化:以查明案件事实形成法官心证为主要目的的法庭调查环节原则上不再进行;法庭辩论转为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辩护环节,主要针对罪行轻重与量刑展开。法庭当庭作出裁判,并依照刑事普通程序送达裁判文书。这样的诉讼设计可以保证直接藐视法庭的罪行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庭审秩序和司法权威在第一时间得到维护。
  (二)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设立藐视法庭罪并非以法官“独裁”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对直接藐视法庭行为施加制裁,该罪的诉讼程序同样应当尊重和体现正当程序原则。在赋予法官直接审判权的同时,必须在程序方面保证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避免无罪的人受到追究。但基于诉讼程序本身的特殊性,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如申请回避权、管辖异议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证据等一系列法律为保证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而赋予普通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在藐视法庭罪的审理中客观上已无存在的必要,因此当事人都不再享有,但是其受公开审判权、自我辩护权以及获得辩护权、庭审中的最后陈述权应当获得保障。此外,在救济程序方面,上诉权是当事人最基本的、最底线的权利,当然不能剥夺。如当事人对一审裁判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上诉。
  (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在藐视法庭罪的审理中,法官既是藐视法庭行为直接针对的主体,又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进行处罚的裁判者,因此特别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与裁判正义的实现程度在程序设计时需要被关注。对法院直接审判权的行使设置适度监督,有助于防止法官滥用权力。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又有着特殊的诉讼职能,对该罪的审理情况进行监督最为适当。监督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首先,法院开庭审理藐视法庭罪之前必须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但此时检察官在庭审中的身份并非公诉人,而是诉讼监督人,就案件庭审情况履行监督职能;其次,对于法院藐视法庭罪的判决,如确实存在错误,可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依法就定罪量刑提出抗诉进行监督。
  结语
  “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预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15]藐视法庭罪的设立诠释了一种庭审秩序和司法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精神,提供了一种对庭审秩序强有力的维护措施,更重要的是,藐视法庭罪为每个人得到公平审理、谴责任何可能危害公平审理的行为提供了实体与程序上的保障,有助于我国司法尽快走出“闹庭”等阴霾,提升已然下降的司法权威。
【注释】

*曲昇霞,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袁江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法学博士;仇兆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法官。

[1]贺小荣:“司法公开,革新法律价值观”,载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27/c49150-23667384.html, 2014年12月7日访问。

[2]蒋惠岭:“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4月18日。

[3]韩继先:“英国的藐视法庭罪”,载http://big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8/06/id/862704.shtml, 2014年12月1日访问。

[4][英]萨利.斯皮尔伯利:《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5]参见张雪莲:“藐视法庭行为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6]马长山:“藐视法庭罪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司法的民主化走向”,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7]同注[6]。

[8][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9][美]米尔伊安.R.达玛卡什:《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10]崔庆森主编:《中国当代刑法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371页。

[11]参见王春、贺磊、李丹旦:“法官呼吁增设藐视法庭罪”,载《法制日报》2014年5月18日。

[12]同注[8],第7页。

[13]黄维智:“法官直判案件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4]同注[8]。

[15]同上注。辖权集中到上。

友情链接 : 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名录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ສານຄົນລາວຊົນສູງສຸດ ក្រសួងការបរទេសនិងសហ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អន្តរជាតិ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JUDICIARY OF BRUNEI DARUSSALAM ศาลฎีกาของไทย Tòa án nhân dân tối cao Việt Nam 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Mahkamah Persekutuan Malaysia Mahkamah Agung Republik Indonesia 北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