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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庭审中心主义

  • 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 作者: 顾永忠
  • 分类: 法院
  • 中文关键词: 庭审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实质化
  • 期刊年份: 2014
  • 期号: 12
  • 页码: 7
  • 摘要:

    庭审中心主义强调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它是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现代法治国家庭审中心主义具有以下特点:应当主要实行于一审程序中,在上诉程序中难以真正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应当主要实行于重大、复杂、疑难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庭审中心主义不仅排斥庭外因素对案件审判的影响,而且强调庭审活动的实质化。庭审中心主义虽不同于审判中心主义,但它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是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产生的基础,因此,庭审中心主义势必走向审判中心主义。

  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后,理论上将此概括表述为庭审中心主义。但什么是庭审中心主义?它与诉讼理论上提出的其他种种主义有何区别及关系如何?为何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庭审中心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其未来的走向怎样?本文拟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一、什么是庭审中心主义
  在以往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经常会提到种种主义,比较多见的有审判中心主义、侦查中心主义、笔录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等。而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并强调的则是庭审中心主义。
  何谓庭审中心主义?按照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精神,庭审中心主义是指“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见,庭审中心主义是对人民法院如何审判刑事案件提出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是要求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在法庭上对事实、证据展开充分调查,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未经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二,“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是要求法院应当在法庭上组织控辩双方就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展开充分辩论,以此作为定案的重要参考。
  第三,“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是要求法院对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应当形成于上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和“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的基础之上。因为既然要求“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和“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那么,就应该“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否则前两项要求就失去了意义。
  第四,在以上过程中还要“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是渗透在前三项之中的内在要求。因为,无论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还是“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都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在实际操作中走样。譬如在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只是对庭前形成的书面证据材料进行调查,似乎也符合“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的要求,但这样作既不利于发现书面证据材料中的问题,也将损害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证权。又譬如在法庭辩论中,不合理甚至歧视性地限制发言时间,不允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辩护意见,让其庭后提交书面辩论意见。为了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就必须做到“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即无论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还是“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都要保障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直接以言词方式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不仅如此,为了维护程序正义,防止冤假错案,在“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的过程中,还要“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即不论证据是否客观真实,是否具有证明力,只要属于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就不得作为定罪的依据。以上4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庭审中心主义的思想和含义,由此也将它与诉讼理论上的其他种种主义区别开来,从而使我们能够厘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在以上所述其他种种主义之中,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中心主义只有一字之差,不仅名称上最为接近,而且含义上也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厘清二者的关系首当其冲。
  所谓审判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是指审判活动在刑事诉讼全过程应处于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具体而言,一般认为它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上,审判阶段是中心,侦查、起诉是服务、服从于审判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曾撰文指出:“审判中心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审判程序是中心,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特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中,主管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二是在全部审判程序当中,第一审法庭审判是中心,其他审判程序都是以第一审程序为基础和前提的,既不能代替第一审程序,也不能完全重复第一审的工作。”[1]
  在笔者看来,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而且集中地贯彻、体现于刑事诉讼中。通常,它的基本含义有三。
  首先,在由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组成的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虽然各种诉讼活动都是围绕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侦查机关有权认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展开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权确定犯罪嫌疑人为被告人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但审判活动居于中心的地位,只有审判活动才能针对检察机关起诉的被告人“确定刑罚权之有无及其范围大小”。其他诉讼活动诸如侦查活动、审查起诉活动虽有权确定犯罪嫌疑人无罪,但无权决定其有罪;刑罚执行活动虽有权改变对罪犯判处的刑罚,但无权改变法院判决对其所作的定罪。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其次,审判活动不仅对于案件的诉讼结果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在诉讼过程中对审前程序也有制约、影响作用:侦查机关采取的侦查措施诸如搜查、监听以及强制措施诸如逮捕、羁押等,须经审判机关通过法官的司法审查予以控制;检察机关启动起诉程序,也要经审判机关通过预审程序、中间程序等机制予以约束。
  最后,审判机关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处以刑罚、处以何种刑罚的决定,不能采用行政性的手段而必须采用审判的方式做出。所谓审判的方式虽然在两大法系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主要是:控辩双方都要充分地参与,其中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有权对控方证人当面质证,也有权提出有利被告人的证据,还有权对控方的办案程序是否合法提出质疑,对非法证据要求排除,等等。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控审相互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院居中裁判的现代刑事诉讼格局。
  综上可见,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是解决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活动与侦查、起诉、刑罚执行活动的外部关系,强调审判活动对于其他诉讼活动居于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而所谓庭审中心主义,根据前面所述主要是解决审判机关内部如何进行审判活动进而对被告人定罪判刑以及决定其他有关诉讼事项的活动原则。应当说这是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中心主义的主要区别。同时也应当指出: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审判相对于侦查、起诉、刑罚执行活动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庭审中心主义加以实现的。也可以说庭审中心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实现的主要途径。没有以庭审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审判活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地位不可能确立,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也无以产生和存在。
  至于侦查中心主义、笔录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意思大体是一致的,是一些学者对我国刑事诉讼现状的一种理论描述,是指在我国现行诉讼体制和实践中,侦查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笔录、卷宗在刑事诉讼中实质上处于中心的地位,即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及认定有罪的案件对起诉、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审判活动中,被告人处于劣势、弱势地位,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律师辩护,[2]控方证人又很少出庭作证,辩方的质证权名存实亡,由此造成侦查机关认为有罪的被告人及其所收集的有罪的书面证据材料即笔录材料或卷宗材料,通过检察机关的“二传”基本上都被审判机关采纳认可,以致被告人通常都会被定罪判刑。这种现象被通俗地描述为:“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审判机关是吃饭的。”这个过程体现的就是侦查中心主义、笔录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其实质是侦查控制了起诉和审判。据此分析庭审中心主义与侦查中心主义、笔录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的关系,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庭审中心主义在本质上是排斥侦查中心主义、笔录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的。因为按照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一切侦查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笔录材料、卷宗材料对于法院只有程序意义,并无决定性的实体意义。对它们都必须按照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在法庭上进行调查审理,最终由法官做出独立的裁判。
  起诉状一本主义是日本等国家传统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采取的一种起诉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时,不移送案件证据材料,只提交一份起诉书。审判机关据此应启动审判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方则要依法履行举证责任,将其指控证据在法庭上进行举证包括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质证。可见起诉状一本主义只是一种起诉方式,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法院开庭审判前法官因看到案件证据材料由此对案件事实和被告人是否有罪形成预断,使法庭审判流于形式。但是,起诉状一本主义也有弊端,主要是由于只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不移送证据材料,以致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法官不了解案情和证据材料,抓不住庭审重点,庭审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事前不掌握控方证据材料,在庭审中反复要求休庭,造成庭审拖延。在此情形下,2004年日本在司法改革中对此进行了革新,建立了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和争点整理程序,实际上摒弃了起诉状一本主义。[3]至于它与庭审中心主义的关系,从其产生的初衷来看,并不排斥庭审中心主义,甚至更有助于强化庭审中心主义。因为其初衷就是在起诉时不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以防法官庭前了解证据材料对案件形成预断,造成庭审活动的虚化。一旦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庭前不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在庭审时才充分提供证据材料,客观上势必强化庭审活动对定案的直接决定作用。但是,如前所述,起诉状一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实质上已被日本及有关国家放弃。
  最后有必要指出,审判中心主义是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相对于侦查、起诉、刑罚执行活动提出的一项诉讼原则,因此,它只是适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诉讼原则,与并不存在侦查、起诉、刑罚执行活动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无涉。但是,庭审中心主义虽然是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并不限于刑事诉讼活动。在我国现行诉讼体制下,它对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也是有意义的。[4]但是限于篇幅,本文对庭审中心主义的讨论仅限于刑事诉讼活动范围。
  二、为何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庭审中心主义
  其实,庭审中心主义并非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场具有启蒙意义的审判方式改革,试图将司法拉出泛行政化的习惯思维。当时的改革者们提出了‘证在法庭、辩在法庭、判在法庭',努力让法庭成为诉讼程序的中心,让法官成为法院的中心”,“庭审中心主义便是在那个阶段的理论创新。”[5]但是,这一理论创新被最高审判机关正式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则是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文件上。有法官撰文指出“庭审中心主义已经‘破土而出',化生为刑事司法的理念、制度、实践。”[6]于是产生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最高审判机关没有提出审判中心主义而是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而且是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对我们理解、把握庭审中心主义本身很重要,而且对于庭审中心主义在今后审判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以及分析未来庭审中心主义的发展走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审判中心主义在我国诉讼理论和实务界早有人提出,尤其是在上世纪围绕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其后刑事司法改革的研讨中备受关注。不少人主张我国应当建立审判中心主义的司法理念,以此指导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而庭审中心主义在那时被提及很少且远没有象审判中心主义那样受到关注。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提审判中心主义却重提并强调庭审中心主义?笔者认为缘由有四。
  第一,如前所述,审判中心主义是解决刑事诉讼全过程中审判与侦查、起诉以及刑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相互关系及所处中心地位的问题。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早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切切实实的刑事立法和司法现实。但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相互之间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并且人民检察院还行使“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权,其中也包括对刑事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职权。在此情形下,宏观上并不具备提出并实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依据。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决策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工作目标,为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的最重要领域——审判工作中提出和实行庭审中心主义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三,2013年以来一系列重大冤错案件的发现与纠正,以及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的发布,是人民法院首先在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提出和实行庭审中心主义的直接动因。意见要求,在刑事审判中,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要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要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这些都体现了庭审中心主义精神。
  第四,2013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全面施行,其中关于刑事审判方式的一系列重要规定诸如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为人民法院率先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提出和实行庭审中心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第五,长期以来审判工作中形成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十八大以后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提出和推进,促使人民法院重提庭审中心主义,将此作为审判改革的重点,以回归司法的本质属性,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担当起“司法活动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屏障”的重大责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转变和更新刑事司法理念,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刑事司法公正。”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而且阐明了审判之于侦查、起诉的关系是“制约和引导作用”,还提出了实现的目标是“确保刑事司法公正。”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庭审中心主义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三、如何实行庭审中心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不只是司法理念,更应是司法制度、司法实践。因此,探讨如何实行庭审中心主义才是研究庭审中心主义的落脚点。
  庭审中心主义并非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因此,它的实行应当与其他法治国家具有共同的特点。
  首先,严格意义上的庭审中心主义应当主要实行于一审程序中,在上诉程序中难以真正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庭审的中心任务是调查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所以需要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实行直接言词原则。故理论上一般称一审程序为事实审。至于上诉程序,无论二审终审还是三审终审,从原则上讲,既难以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庭审中心主义。其他法治国家基本如此,即使把庭审中心主义演绎到极致的美国也是如此。它的一审程序是事实审,实行非常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上诉程序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程序都是法律审,当事人一般不出庭,证人、专家证人更不可能出庭。上诉程序中的所谓开庭审理只是在规定的有限时间内听取控辩双方律师在法律适用上的不同意见。
  其次,严格意义上的庭审中心主义应当主要实行于重大、复杂、疑难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在轻微、简单、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不宜也没有必要实行庭审中心主义。从诉讼原理上讲,庭审中心主义主要是针对重大、复杂、疑难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而设置的,这样做一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二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实现公正审判的权利。因此,对于轻微、简单、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并不需要实行庭审中心主义,而是采用简化或简易的审理方式。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是如此。例如日本的略式审判程序、德国的简易程序、处罚令程序、美国的认罪答辩程序(含辩诉交易程序)等都不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审判程序。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在这方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再次,严格意义上的庭审中心主义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庭审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是直接言词原则,在此情形下,处于弱势、劣势诉讼地位的被告人是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的。因此,各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都非常重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当被告人没有能力委托律师辩护的时候,都要由政府为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律师。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已有明显进步,在原来三种法定援助对象(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可能判处死刑的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种对象(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但仍不能覆盖应当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审判方式的所有案件,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重大、疑难、复杂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没有律师参与辩护。这需要今后重点加以解决。
  综上可见,需要严格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审判方式审判的案件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而是部分案件。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需要将所有案件都纳入严格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审判方式审判的案件之中,另一方面对于确有需要的案件应当严格实行庭审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为此,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应当最大限度地排除法院内部庭外因素对案件审判的影响,要在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上真正实现以庭审为中心。这就需要切实解决好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与审判个案的独任法官、合议庭的关系。其二,应当真正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庭审中心主义的核心是庭审的实质化而不是庭审的形式化或过场化。庭审的实质化就是要“真刀实枪”地进行法庭审判活动,应当确保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证,确保被告人能够获得律师辩护以使控辩双方展开平等、积极对抗,确保非法证据被依法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确保证据不足案件按疑罪从无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总之,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就是要使所涉案件的审判过程充分彰显程序的正当和公正,审判的结果确保实体公正,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庭审中心主义的未来走向
  前已指出,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庭审中心主义而不是审判中心主义有着特殊的背景和缘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庭审中心主义无缘于审判中心主义。如前所述,二者虽然有所不同,但又有密切的关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契合点,即庭审中心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所在,也可以说庭审中心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实现的主要途径。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正是通过庭审中心主义加以体现和实现的。因此,庭审中心主义的确立和巩固,为审判中心主义奠定了基础。从长远的观点看,庭审中心主义势必走向审判中心主义。
  其实,仅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具体规定来看,实际上已经存在走向审判中心主义的法律依据。
  其一,从宏观上讲,《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第5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第12条)。这表明在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只有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其它任何机关、任何诉讼活动都无权确定任何人有罪。
  其二,从侦查活动看,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虽有立案侦查权并且有权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但并不具有作出产生实体法律效力的定罪权,其侦查终结并认为嫌疑人有罪的案件须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且审查后是否提起公诉完全由检察机关独立作出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67条、第171条、第172条、第173条)。
  其三,从起诉和审判活动看,虽然检察机关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包括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但对法院并无当然的法律约束力,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9条),还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3条),最终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以及如何处以刑罚,则完全由法院依法独立做出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对此检察机关虽然有权提出二审抗诉或再审抗诉,但最终还是要由法院做出裁判。
可见,仅从立法上看,我国已具备了从庭审中心主义走向审判中心主义的法律基础。相信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未来一定会走向审判中心主义。
【注释】

[1]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2]一般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的辩护率不超过30%。参见顾永忠、陈效:“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研究报告”,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期。

[3]参见顾永忠、薛峰、张朝霞:“日本近期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

[4]有人从民事诉讼角度探讨庭审中心主义,参见王维永:“庭审中心主义必以庭审为中心”,载中国法院网,2014年5月19日访问。

[5]蒋惠岭:“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4月18日。

[6]徐玉、李召亮:“庭审中心主义刍论”,载《山东审判》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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