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司法研究 > 正文阅览
标亮 聚焦命中
转第
下载 打印 转发
保留字段信息
页面宽度(px):

页面宽度范围为200至2000

寻求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间的和谐之道

  •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
  • 副标题: 江苏省苏州市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研报告
  • 作者: 陈振一
  • 分类: 法院
  • 期刊年份: 2006
  • 期号: 5
  • 页码: 39

编者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了保证这部单行法律的准确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印发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与财政部共同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经罚开支有关问题的通知》,还制定了《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通过严格遴选,去年5月1日后全国共有2.7万名人民陪审员上岗,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经过一年的审判实践,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运行状况如何?在实施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这些都是本刊极为关注的。为此,本期我们选登了陈振一的调查报告“寻求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间的和谐之道”。作者对苏州市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并对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本刊近期内还将陆续刊发有关文章,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旨在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所裨益。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8月28日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已经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据报道,2005年五一节后,共有2.7万名人民陪审员在全国各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统一上岗。《决定》的施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从一度被边缘化的境界又重归阳光地带,因此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举措被誉为“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所采取的最有力的改革措施”。{1}那么,完善后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的原生态又是怎样?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后,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行中有无产生新的问题?人民陪审员制度直接指向的司法民主诉求与法官职业化这两者应该如何和谐地统一到实践中呢?基于上述疑问,笔者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12个基层人民法院自2005年5月1日至2005年底期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行情况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对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和反思,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使该制度更好地发挥其良性作用有所贡献。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行现状
  人员情况。
  2005年5月1日后在苏州市基层人民法院上岗的人民陪审员共有232名,均为汉族,其中男性141名、女性91名。其年龄结构(以2006年1月为统计标准)为:35周岁以下的有57人,占24.6%;35-45周岁(包括本数)的有76人,占32.7%;45周岁以上的有99人,占42.7%(其中1947年1月1日前出生的有23人,占9.9%)。其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以下文化程度的有23人,占9.9%;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有118人,占50.9%;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有80人,占34.5%;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1人,占4.7%。其参加政治党派的情况为:未参加政治党派的有53人,占22.8%;共青团员有8人,占3.5%;共产党员有159人,占68.5%;民主党派人士12人,占5.2%。其就职情况为:在职人员190人,占81.9%;退休和其他人员42人,占18.1%。190名在职人员中,公职人员、基层组织及社会团体人员为122名,占在职人员的64.2%;属于全民教育系统的在职人员为29名,占在职人员的15.3%。
  参加审判活动的情况。
  自2005年5月1日至2005年底期间全市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包括未审结的案件)5924件,其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为2103件,占35.5%。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情况的总体而言:1.各基层人民法院之间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数差距极大,多则达到同期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案件数的98.77%,少则仅为0.66%;2.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均为人民法院确定参加,无一件系由适格当事人申请参加;3.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多为人民法院依据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情况确定人员,随机抽取确定的情形较少;4.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类型多为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较少;5.人民法庭审理的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情形较少;6.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情形较少;7.人民陪审员的工作向接待信访、庭前调解、青少年维权帮教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延伸;8.部分退休人员担任的全职型人民陪审员成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力量。
  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培训和享受补助情况。
  苏州市人民陪审员的人事管理工作均由人民法院政工部门负责,政工部门通常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对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日常管理工作亦多由政工部门负责,例外的情形仅见于对固定到具体审判业务庭的全职型人民陪审员的管理,此时由相关审判业务庭负责。
  苏州市的232名人民陪审员在上岗前均接受了履行职责所必备的审判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岗前培训。上岗后,大部分人员又接受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审判业务专项培训,2005年人民陪审员接受培训总次数最多的达到5-6次。
  在享受补助方面,一般的人民陪审员均能享受到一定的交通、就餐等费用补助,补助标准以参加审结的案件数计的为20元、30元、50元、100元/件不等,以参加审判活动的次数计的为50元、60元/次不等(其中也有以100元/件为基数另加50元/次计的),发放形式多为年终总计发,也有少数按月、季度计发的;固定到具体审判业务庭的全职型人民陪审员能享受按月计发的补助,金额为400元、800元、1200元/月不等。
  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中存在的问题
  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确定方式。
  《决定》第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适用普通程序审判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第一审案件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此,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确定方式有两种:人民法院确定和适格当事人申请确定。
  依《决定》之精神,一经适格当事人申请即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因此成为法律为适格当事人新创设的一项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对该项权利的忽视将造成审判组织违反法定程序的后果。在对《决定》第二条中除外情形的认识上,有的认为除去法律规定的不宜公开审理的案件,其他案件当事人都有权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2}当然,也有的认为人民陪审员同样可以参加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只是此情形下人民陪审员同法官并无二致地负有保密义务。{3}其实,当人民陪审员作为非职业法官参加审判活动时,其就具有了审判组织成员的身份,而案件是否公开审理与审判组织的人员构成无关。将人民陪审员排斥在不公开审理案件的审判活动之外,究其认识根源,还在于仅看到人民陪审员的普通民众身份,却忽视了其双重身份的另一面——非职业法官。那么,既然法律将接受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作为一项诉讼权利赋予了适格当事人,为何当事人一律怠于行使该项权利呢?将其解释为宣传力度不够或者当事人对这种“新”的法律生活方式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恐怕并非实情,因为这种现象极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下去,而各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就《决定》开展的大力宣传报道工作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当事人不申请的情形下,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均系由人民法院确定。根据《决定》之规定,人民法院确定的依据为社会影响较大。界定该标准的主体无疑只能为人民法院,对该标准的解读又无章可循,所以在不同的人民法院间产生巨大反差就不难理解了。这里并无评价人民法院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得好坏的意思,因为仅凭简单的数据对比作出评价显然是武断的。就当下而言,解决这一问题最务实可行的做法莫过于如《决定(草案)》中所拟定的那样,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第一审案件的范围。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人员确定方式。
  《决定》第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决定》作如是规定显然出于公正性的考虑,以此方式来确保司法民主的透明化,正如有的人民法院采取轮派方式确定案件承办人以追求分案环节上的透明度一样。就理论而言,随机抽取这一确定方式的科学性毋庸置疑,但其真正能发挥出预想的效果却离不开三个假设的前提:一是名单中的人民陪审员均有充足的时间,纵使事务缠身也能调剂出时间好整以暇地参加审判活动;二是名单中的人民陪审员均会对刑事、民事、行政任一类型的案件产生参与审判的浓烈兴趣;三是名单中的人民陪审员均能对不计报酬的人民陪审员工作保持一如既往的旺盛热情。此外,当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时,就存在被抽取的人民陪审员日常生活或工作的地点距需要参加审判活动的人民法院较远的可能。这时,人民陪审员为参加审判活动而耗费在途中的时间和精力将成为社会资源无谓的浪费,而最简省的做法就是从距人民法院较近的人民陪审员中确定一名。此情形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实践中一般不会发生,因为在确定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选时对人民陪审员工作会产生不容忽视影响的远近因素大多会被考虑在内。这里有意忽略掉人民陪审员的学有所长和专业兴趣,因为随机抽取的确定方式本就舍弃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所谓发挥人民陪审员专业特长、优化合议庭成员知识结构的价值目标,虽然此价值目标曾被普遍拥趸过。有舍才有得,这一重大舍弃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更为趋近司法民主的精神,因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应发生在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而不是专业特长方面。进言之,“即使当涉及到专门知识和技术领域的问题时,又有谁敢肯定以相关领域专家的身份参审的陪审员的认定就一定比法院所能委托的专门机构的鉴定更为可信、更具权威呢?”{4}
  承前所述,随机抽取的确定方式须有三个前提做保障,缺一不可。以第一个前提为例,当合议庭安排开庭、进行评议经常遭遇要凑人民陪审员时间的尴尬局面时(遑论要求人民陪审员进行庭前阅卷了),人民法院确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就不再那么积极了。因为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审判任务极其繁重,即使在由一名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的场合,另两名法官要共同确定开庭审理的时间也经常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当任一前提阙如时,随机抽取确定方式的实行将以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机会减少进而损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生命力为代价。诉讼当事人关心的是审判活动的公正性,对人民陪审员是否随机抽取确定与对案件的承办法官是否随机抽取确定一样无甚异议,当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出现时,人民陪审员亦系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法规执行。基于上述原因,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的规定在实践中执行得差强人意,那种由基层人民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代培若干名人民陪审员的做法也可视为一种尝试性的变通。{5}如果将随机抽取确定方式改为由人民法院采取适当方式轮流安排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并限制每位人民陪审员一年参加审判的案件数则不失为一个衡平之策。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社会保障。
  大多数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活动的同时还要承担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需要加倍努力将本职工作完成得更好以向所在单位表明没有因为参加审判活动而影响到本职工作。《决定》第十八条虽然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但是所在单位对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会否影响本职工作的疑虑却是无法打消的,此种担心在人民陪审员系由本人提出担任申请的情形下尤为明显。如果人民陪审员依照《决定》所享受的交通、就餐等费用补助被不恰当地理解时,则有利可图、不务正业诸如此类的风评将随之出现。这也就是在职的人民陪审员大多不希望让所在单位知晓其依法应当享受补助情况的缘由。然而,当有的人民陪审员需要通过以其他借口请事假的方式去参加审判活动时,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社会保障状况真就令人担忧了。所以在调研过程中,当部分人民陪审员被问及参加审判活动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如何取舍时,没有发生任何言不由衷的情形,因为选择的均为以本职工作优先。长此以往,当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判活动的权利逐渐嬗变为其不堪的负担时,人民陪审员制度如何去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另者,在伤害人民法官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的今天,谁也无法保证人民陪审员不会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招致伤害。假设万一发生了此类不幸事件,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了吗?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再认识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定位。
  近年来,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和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此背景下重新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倡导非职业法官参与审判活动,当然不是为了逆转司法职业化的步伐,而是为了藉此在审判活动中推动民众价值和情感的输入,使司法产品增强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法律制度本身更趋合法化。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两者间的价值取向虽然存在冲突,但是此种冲突仅为追求司法公正进路上的时期性冲突,绝非不可解决的历史终极问题。最重要的是,冲突仅系形式上的,因为两者始终统一在其为之服务的司法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下。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在社会生活中被关注的程度不同。在主要依靠有关政策而不是法律进行司法活动的时期,断无探讨法官职业化的可能,对于当时的司法活动强调的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与现代司法民主化的概念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后者的概念也是随着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形成的。在法制向法治推进的历程中,法官职业化成为社会生活更为迫切的需求,司法民主化的需求就位于重要但不紧迫的第一象限内了。当法官职业化步入正轨后,同样服务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司法民主化被同时强调亦是当然了。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将其定位成“主要是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不是一种重要的司法制度”{6}的观点是存有偏差的,此种认识的潜台词似乎就是:司法民主化何以可能?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就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我国的陪审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7}所以,中国特色的非职业法官参加审判活动的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其制度的设计自成一体,无疑有利于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廉洁、增强司法权威。
  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这一命题的正确性通过人民陪审员人选的确定方式即可明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制定印发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即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印发的《关于人民陪审员管理办法(试行)》中亦有确定人民陪审员的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员的相关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基层人民法院按照程序增补人民陪审员时,要求“注意增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城区法院适当考虑增补工人、郊区法院适当增补农民人民陪审员的比例”。实践中的情况亦如此,已经上岗的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浙江省义乌市的打工女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报道亦曾见诸媒体。{8}在这一点上,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应有之义。同样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H.W.埃尔曼的相关论述为“陪审制的民主合法化同选择陪审员的程序及当选的陪审员社会成分紧密关联。……现代欧洲不论什么地方的陪审员,工人阶级发现他们一概被排斥在外。而且,在美国和英国,陪审员也很少真正是大多数人口的代表,因此他并非如神话般描述的那样是:‘从全部邻里人口中抽选出来的公正代表’。……(在美国)所有种族和种族上的少数集团和妇女,经常未被充分代表。”{9}
  这里尚需纠正三种较常见的不当认识:一是人民陪审员可以代表人民有效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但事实上,人民陪审员系以普通民众个人身份参加审判活动,因非经选举产生,故不能称其为代表人民,其只能代表自己,具有一般民众的认识及思维判断与成为民意代表纯属两码事。同时,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作用就是参与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民主。虽然此种参与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其只应视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固有的副产品,而不宜将之放大到该制度的一项重要作用的层面。因为合议庭的设置本身即起到成员间相互监督、在合议庭内部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以保证司法廉洁的重要作用。因为人民陪审员同时也是合议庭成员,故而这两种监督形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此两者监督作用力的评估方面,乐观和悲观的认识均能找到若干支点。若深究其实,最终发生保证司法廉洁作用的仍属合议庭的组织机制,因为人民陪审员监督作用的发生还需借助合议庭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一路径。二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就是源于对职业化法官把持司法资源的不信任,所以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事实上削弱了司法权威。诚如前文所述,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使司法产品增强了正当性的社会基础,兼之人民陪审员身为普通民众之与当事人的亲近感、信服力,以及人民陪审员为宣传人民法院工作所作的不懈努力,凡此种种的合力使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人民法官的司法形象亦同时据以提升了。三是人民陪审员制度仅为我国众多重要的司法制度中的一种,整个司法制度体系指向的终极目标即司法公正,所以无论怎样褒赞溢美,“对一项制度不应该期望过高,也不应夸大它的作用,不要指望一项制度出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10}
  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两者间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职业化与否。然而,英国大法官柯克早于1608年就有了“法律乃一门技艺,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的名言。后世的美国法官霍姆斯进一步将之凝练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所以,《决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均有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岗前培训和任职期间审判业务专项培训的相关规定。但是,过分专业的法官式的培训无疑将使人民陪审员职业化,最终使该项制度走向消亡。因为就人民陪审员而言,社会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法律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并熟知社情民意,他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案件的审判活动,将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融入法官的司法能力中,起到思维互补的作用,使人民法院的裁判既合乎法理又合乎情理,以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正因此,人民陪审员不能被当作法官,更不能将其当成法官来培训,保持人民陪审员作为普通民众的纯正身份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足之本,将其推向职业化法官角色的任何试图都将是致命的。所以,人民陪审员可以全职化,与法官遵守一样的工作作息时间,从事一样的调解工作,但人民陪审员仅能将对审判活动的参与工作全职化,而非将审判工作全职化,故人民陪审员绝不可以承办案件,绝不可以被施以法官式的培训和考核。但是,简单的审判业务技能方面的培训显然不能满足参加审判活动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的需要,所以应将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中独立行使表决权视作其权利能力,当其自觉对一些案件具备了相应的行为能力时由其独立行使,当其自觉尚不具备时即可在法官的指导下行使,当然评测主体应归其本人。诚如此,一来可走出培训程度的两难境界,二来可以将培训重点大胆置于法官职责和权利、职业道德、审判纪律、司法礼仪、法律基础知识、基本诉讼规则和适用法律的一般规则等内容上,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将因此成为培养民主的学校和普通民众的法律教室。
  全职型的人民陪审员。
  实践中较多存在的全职型人民陪审员均为退休人员,且多为退休的人民教师。这些人民陪审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有着老有所为的强烈欲望,同时参加审判活动的时间有保证,因此在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足以胜任人民陪审员工作的情形下,应逐步让他们成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加审判活动,将社会公众的良心、良知以及老者的睿智导入司法裁判中,很好地起到了思维互补的作用,从而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除了参加审判席上的案件审判活动,这些全职型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更延伸至法制宣传、接待信访、青少年维权帮教、庭前调解等人民法院工作的多个方面。全职型人民陪审员的出现因此成为苏州市实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大亮点。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何兵:“人民群众进法院”,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第72页。

{2}“今后打官司可请陪审员具体人选由法院随机抽取”,载http://www.china.org.cn/chinese/law/846908.htm

{3}严军兴:“保障司法公正的重大举措”,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2期,第7页。

{4}张云峰:“刍议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载梁宝俭主编:《人民法院改革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67页。

{5}“陪审员首次上岗统考通过者将获合格证书”,载http://www.china.org.cn/chinese/EDU-c/846552.htm

{6}柯岚:“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不如‘不陪而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9期,第4页。

{7}“沈德咏就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答记者问”,载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_9/1/1048515748.htm

{8}转引自柯岚:“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不如‘不陪而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9期,第4页。

{9}[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61页。

{10}李郁:“解决司法不公陪审员作用有多大——深入内部监督有效朴素公理平衡偏见”,载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5-08/17/content_182208.htm

友情链接 : 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名录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ສານຄົນລາວຊົນສູງສຸດ ក្រសួងការបរទេសនិងសហប្រតិបត្តិការអន្តរជាតិ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JUDICIARY OF BRUNEI DARUSSALAM ศาลฎีกาของไทย Tòa án nhân dân tối cao Việt Nam SUPREME COURT OF SINGAPORE Mahkamah Persekutuan Malaysia Mahkamah Agung Republik Indonesia 北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