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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适用之比较

  •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
  • 作者: 孙喜峰 谷婧
  • 分类: 司法制度
  • 期刊年份: 2006
  • 期号: 3
  • 页码: 52
  • 摘要:

    未成年犯罪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犯罪群体,其权利的司法保护受社会关注;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司法权利作了具体的操作规定。分析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及其适用,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还不够完善,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还不够,应尽快立法,以实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与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及其适用相统一。

保护是少年司法的总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特殊的犯罪群体,其权利的司法保护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究其根源与其权利受到侵害或权利得不到必要的保护相关,因此许多法学专家提出,在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包括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等都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保护。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单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有关规定较分散,为此本文试图从刑事诉讼审判阶段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入手进行分析,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适用的比较,探讨在适用这些制度时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判不公开制度的适用比较
  审判公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与审判公开原则相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庭审理应坚持不公开原则。审理不公开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或者有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审理过程不向社会公开的制度。具体说来,审理不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公开进行,不允许公民旁听和记者采访报道,各种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住址、照片或其他重要资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这就是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不公开原则的法律依据。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11条第2款规定,“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第20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安排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会见。”第30条规定,“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会见被告人”。第33条规定,“如果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或者教师、公诉人等参加有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的,合议庭可以邀请其参加宣判后的教育”。这些规定是否突破了不公开审理原则的限制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对于这一原则应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能片面地、狭隘地理解。
  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主要考虑的是维护未成年人名誉,防止公开审理对其造成精神创伤而导致不利于教育改造的不良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不公开也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司法程序上的体现。而《若干规定》中允许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到庭,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与被告人所具有的特殊关系,他们参加庭审不仅有利于缓解未成年人的精神压力和紧张心态,而且还能够采用更可为未成年被告人所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容易消除未成年被告人与法庭之间的隔阂。因此,两者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通观各国立法例,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均规定了不公开审理原则。但同时,有些国家的法律作出了准许某些人员参加审判庭的规定,目的也是加强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教育作用。例如,根据日本少年法第22条的规定,“审判不公开进行,除法律规定应参加的人员外,闲杂人员一律不准例席审判。”日本少年审判规则第29条规定,“审判时,如认为少年的亲属、教员以及其他人出席适当时,可以允许出席。”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8条第2款规定,“除参与诉讼程序的人员外,许可出庭的还有被害人、刑事警官以及管教监护人等。”出于特殊的原因,尤其是为了教育,审判长还可以许可其他人出庭。另外在情况适宜时,法庭还应当将程序的开始和终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学校。
  至于判决是否公开,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行做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应当公开宣判,但不宜在宣判大会上进行宣判。另一种观点是不要公开宣判,如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和宣判”。笔者认为,未成人刑事案件可以在法庭上公开宣判,但不宜在群众大会上宣判,也不能在报刊、电视台上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等,以追求审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二、法定代理人制度的适用比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允许法定代理人参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这些规定,既是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对其诉讼权利的一种特殊保障。因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讯问和审判时在场,可以稳定未成年人的情绪,尤其是初犯和偶犯,没有接受讯问和审判的经历,允许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可以维护被代理人的诉讼权益,以及用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进行庭审教育。虽然法律规定的是“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阶段,只要不妨碍查明案件事实,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在法院审判时,一般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在《若干规定》中也有体现这种精神的法律规定,如第19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据此,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被告人审判中的出庭成为必然,而只有在其无法出庭或者确定不适宜出庭时,才允许其不出庭。当有这种不出庭情形出现时,笔者建议,将来立法时,应增加这样的内容,即法院应保证有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
  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中,也有与《若干规定》相似的规定。《北京规则》第15条规定,“父母或监护人应有权参加诉讼,主管当局可以要求他们为了少年利益参加诉讼,但是如果有理由认为,为了保护少年的利益必须排除他们参加诉讼,则主管当局可以拒绝他们参加。”
  目前,各国立法例均对未成年人审判时法定代理人的出庭问题作了肯定性的规定,并赋予法定代理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以协助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诉讼。典型的如德国青少年刑法规定,被告人的家长和其他法定代理人经传唤如果不出庭,则适用关于证人不出庭的规定。具体来说,被告人的家长或其他法定代理人经依法传唤而不出庭的,可以对他处以罚款。在他不交纳罚款时,可以处以6个星期以下的拘留,也可以强制他到庭。根据该法第67条的规定,“只要被告人享有陈述、发问和提出申请或者在侦查行动时出席的权利,家长和法定代理人也享有这些权利;如果向被告人发出通知,相应的通知也应抄送给他的家长和法定代理人;家长享有法定代理人所有的选择律师和提出申诉或上诉的权利;如果家长和法定代理人有参与被告人过错的嫌疑或者因参与过错而判刑,法官可以剥夺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利。如果法官担心家长或法定代理人有可能滥用选择律师、提出申诉或上诉的权利,可以宣告剥夺他们的权利。在家长和法定代理人不再享有他们的权利时,少年监护法官应指定一名监护人在悬而未决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来代表被告人的利益;在指定监护人以前,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中止;如果被告人有数名家长,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行使本法为家长规定的权利。”笔者认为,明确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是健全法定代理人制度的应有之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及《若干规定》中对于法定代理人的权利及义务只作了一些分散性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发,法定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加人。概括起来,法定代理人除了享有与未成年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其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法定代理人有权参加法庭审判;有权在少年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发言;有义务进行自我教育,不得推卸责任;有义务向法庭全面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等等。{1}
  三、简易程序的适用比较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对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简易程序,在《若干规定》中也设专章规定了简易程序,其第35条规定,“少年法庭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及《解释》的有关规定,确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即规定第一审程序中的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简单、轻微的少年刑事案件时适用刑事审判简易程序。所谓简单、轻微,是指事实清楚、情节简单、危害性小、影响不大的案件。根据这一规定,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是从法律的角度讲;换个角度,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两者程序的立法目的与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宗旨不仅并无冲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共通之处。因此,笔者赞同只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就可以适用。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是由未成年人的年龄、生理特征决定的,目的在于保证未成年人免受长时间诉讼过程的困扰,减轻其思想负担。如果诉讼进行的时间长,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不必要的精神压力,有些还会产生抵触情绪,给诉讼的顺利进行带来困难,对以后的教育改造不利。诉讼实践表明,未成年人在诉讼阶段停留越长,矫正起来越加困难,长期监禁和反复庭审往往造成其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采取简易程序,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不良结果发生,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矫正和改造,能够有效地预防犯罪。此外,简易程序的设立将改变目前审判中程序过于笼统的弊端,使案件及时合理地分流,让法庭将充足精力投入到复杂案件的审理中去。
  在《北京规则》中也有与《若干规定》精神一致的规定,其第20条规定,“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在该条的说明中将这样做的原因解释为:“在少年案件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法律程序和处理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效果都会有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理智和心理上就越来越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把法律程序和处置同违法行为联系起来”。
  应当注意的是,简易程序中的简化并非意味着法庭教育的简化。《若干规定》第3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适用《若干规定》第33条。法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已成为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核心内容,当然不能简化。相反,简易程序的庭审不受普通程序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及法庭辩论的限制,使得少年法庭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上;而且,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不具有控辩双方激烈对抗的情形,可以使法庭气氛达到严肃与缓和相济,使审判形式同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相适应,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审理。
  另外,虽然是简易程序,但公诉人一般也应出庭参与教育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应到庭,未成年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应得到充分保障。例如,《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到庭”。根据德国青少年刑法第78条的规定,少年诉讼简易程序的特点之一就是,“只要不损害查明事实真相,在简易程序中,可以不完全按照程序规定办理,但被告人出庭、家长和其他法定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决定的通知等,必须遵照规定执行。”
  四、全面调查制度的适用比较
  所谓全面调查,是指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调查案件事实,而且要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性格特点及其生活和对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进行全面、彻底的社会调查,必要时还要对其进行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调查分析,目的在于全面了解和审查未成年人、家长、监护人或有关家庭成员的人格、素质、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了解犯罪的原因和条件,根据全面审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以便对症下药取得最佳效果。《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这就是司法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的法律依据。
  《北京规则》第16条也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全面调查,是由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的特点决定的。未成年人正处在成长发育过程中,生理、心理等方面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差,缺乏社会经验,富于幻想,容易受外界事物和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通过全面调查,找到犯罪原因,就可以找到适合其改正的办法,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教育感化未成年人。如果不进行全面调查,就难以对症下药。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规定的一种做法,典型的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是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又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补充规定)规定,“要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的违法犯罪经历等等”。由此可见,我国的全面调查制度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社会调查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它有助于找准感化点,对未成年被告人准确定罪量刑。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致使许多司法机关没有对全面调查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没有认识到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同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区别,全面调查仅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实际上,全面调查应当贯穿于诉讼全过程。它不仅仅体现于法庭审判中,还体现于法庭审判前;不仅局限于犯罪事实,更多地还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环境、心理性格特征以及犯罪的动机、原因和犯罪后的思想状况等;不仅包括了解案情事实和作案动机目的,深究其作案原因,更重要的是调查其成长过程、身心状况、家庭状况、日常表现以及与教师、同学、朋友交往关系等。因此,应将全面调查作为一项制度提出来,在具体、明确、规范化的诉讼程序上加以保障。
  五、前科报告制度的适用比较
  为了保证从事特定职业、行业人员的纯洁性,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根据这一制度,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报告,其结果是当事人必然会受到资格的限制、权益的丧失、名誉的损害,以及就业、社会评价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前科报告制度增加了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难度。{2}
  由于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普遍出现急剧变化的时期,伴随着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也发生较大变化,自我意识增强,产生了很强的独立性意向,但又缺乏真正的独立活动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容易上当受骗;好奇心增强,使其具有很大程度的模仿性和依赖性,容易受到外界的感染;对外界事物反应敏锐,且自控力、辨别是非能力差,加之思维方法往往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易走极端。这种处于幼稚、未定型阶段的个性心理特征,导致未成年人往往因一时冲动而酿成大错,因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处罚目的重在教育、改造、挽救,同时应尽力为其铺就回归社会之路。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德国的少年法都对少年时受到有罪判决的效力作了特别规定,即实际消灭前科制度,也称取消刑事污点制度。其法律后果是:当事人在法律上应被视为没有犯罪的人,在就业、求学与担任公职等方面应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根据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在德国青少年刑法中也有在法定情况下可以将刑罚判决不计为被告人犯罪前科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当少年犯罪刑期满或免刑2年后,法官必须考虑是否取消该少年的刑事污点。少年刑事法官可以向少年所在学校或行政主管部门等单位、少年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等进行调查,也可以直接询问少年本人,根据调查结果,法官如果确信该少年已改邪归正,就可以根据他的家长或法定代理人、检察官等人的申请,通过决议的形式取消少年的刑事污点。如果法官认为尚不存在取消刑事污点的前提条件,可以暂缓作出这一决议,但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年。笔者认为,这一制度的合理内核应当为我国所用,即为了促进少年犯的改造及巩固教育改造的成果,消除少年犯重新步入社会时的内心阴影,减少其再犯可能性,对于那些已经认罪悔罪的初犯、偶犯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少年犯,经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可以免除少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并把这一内容在有关少年刑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其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究其根源与其权利受到侵害或权利得不到必要的保护有关,因此,少年司法制度是允许非理性的东西存在的,也就是说,允许一些感情介入。未成年人司法需要进行大量的有关被告人生活经历、犯罪原因方面的调查,监护权、诉讼权等涉及权益的程序必须经立法给予保障并区别于成人刑事司法。通过分析比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适用,可以看出,各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都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也各具特色,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尚待完善。
  (作者单位:长沙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

{1}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5期,第87—95页。

{2}于志刚:《刑法消灭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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