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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修改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典,都毫无例外地规定惩治受贿犯罪的条文。惩治受贿犯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的廉明,防止权力商品化,以赢得民心,巩固统治。立法者这一明确的立法意图能否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得到较好的实现,既取决于执法者能否充分地运用立法者所给予的法律武器,依法查处受贿者,也取决于立法者所提供的法律武器性能是否优良,即立法者所表述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否能将形形色色的受贿犯罪的表现形态襄括进去。假如法律条文本身存在着挂一漏万的缺陷,客观上就是对受贿犯罪分子的放纵。
  近年来,在我国所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声势可谓浩大,但就其效果而论,对受贿犯罪的查处方面有些不尽人意。为什么?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能针对受贿犯罪花样翻新的客观形势,真实地反映当前受贿犯罪的突出特点,这是造成对受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重要原因。为此,及时检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规定的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缺陷之所在,并予以必要的修正,便成为修改刑法的题中之意。
  一、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典的规定,受贿罪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职务的被利用一是为特殊犯罪主体自己所用,一是被一般犯罪主体驱使调动。因此,对受贿罪“利用职务”这一行为要件应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与此相呼应,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亦应修改为一般主体。
  受贿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基于受贿犯罪的这一特征,现行刑事立法才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受贿罪的基本行为要件写进了受贿罪的定义中。而有职务上的便利可利用者,自然只有那些“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于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要件便决定了刑事立法必然要对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从身份上首先予以严格的界定,即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无此身份者,只有在与此身份的人“伙同受贿”时才“以共犯论处”。这种受贿罪只能由特殊的犯罪主体构成的立法限制,反映了立法者对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这一特征在理解上的片面性:只承认特殊犯罪主体利用自己所担负的职务这一便利条件,实施受贿犯罪这种受贿罪的形式,而否定了一般犯罪主体亦可凭种种因素调动或驱使他人职务为己所用,从中收受请托人财物为一形式的受贿犯罪的客观存在。从而使得一批本应受到刑罚处罚的受贿者终因缺乏立法所规定的身份条件轻而易举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李某,女,某县县长之妻,无业。数年来,李某将其身为一县之长的丈夫撇在一旁,自己亲自出马找政府所属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四处活动,为请托人谋取工程承包、工作调动、就业、参军等各种利益,非法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十余万元。本案中的李某非法收受巨额贿赂,为请托人谋取各种利益的行为明显的妨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践踏了社会主义国家廉洁的政治,社会危害性很大,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由于李某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种特定的身份,亦无职务上的便利可利用,缺乏现行刑法所要求的基本的身份要件与行为要件,难以受贿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只能任其逍遥法外。
  司法实践中象这类依法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受贿案件比比皆是。而且,既然法网可漏吞舟之鱼,于是,敢于触网者便联袂而至。当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默许自己的家属子女、父母兄妹以及七大姑八大姨出面代为受贿的现象已日见普遍。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相继对受贿罪的特殊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作出了应有的扩张解释,这些司法解释亦不断的为后来的刑事立法所确认。但是,司法解释的扩张毕竟要受到一个确定的“度”的限制,因此,这不能将那些具有调动和驱使他人的职务为己所用的能力,却无职务上的便利可直接利用的一般犯罪主体所实施的受贿行为包含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罪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构成的身份要件与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行为要件的规定失之偏颇。特殊的犯罪主体直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是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的犯罪主体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调动和驱使他人职务为己所用的能力,间接地利用他人的职务收受贿赂,也是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忽视了后一种表现形式,就会对受贿犯罪网开一面,达不到遏止受贿犯罪之目的。因此,立法者在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时,理应将一般的犯罪主体调动和驱使特殊犯罪主体所负的职务为其用来收受贿赂的行为纳入自己的视野,表述进受贿罪的定义之中。
  二、受贿罪的实质是权力被财物所收买。只要财物的持有者用财物买到了权力,无论是直接买到的还是间接买到的,都侵犯了刑事立法规定惩治受贿罪意欲保护的客体。因此,“利用职务”与“非法收受财物”这组行为要件,刑事立法不必硬性规定必须由同一犯罪主体来实施。
  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构成受贿罪的一组行为要件来看,立法者仅仅将受贿罪简单地表述为是发生在权力直接持有者与财物直接持有者之间的权力与财物的直接互换,否定了第三者可介入其中并抢演主要角色。因此,法律在对受贿者的身份予以严格界定的同时,还要求法律所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组行为要件必须由同一主体实施,方可发生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于是,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对于那些采取心照不宣的形式,今天我收受他财物由你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明天你收受他人的财物,我则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配合默契的轮番受贿者,便只好无可奈何,扼腕浩叹了。例如:刘某,甲县公安局局长。马某,乙县人事局局长。1992年,马某受请托人之请托,到甲县找到刘某为请托人的妻子与子女弄到了三名农转非指标,马某收受请托人给予的现金8000元,未分给刘某;1993年,刘某一在新疆工作的朋友,想调回乙县工作,托刘某代为活动,并给予刘某7000元活动费。刘某收受财物后,到乙县找到马某,马某立即为刘某的这位朋友办妥了调动工作的一应手续,刘某所收的活动费亦未分给马某。孤立看待上述案件,刘某、马某的受贿行为均缺乏立法所规定的构成受贿罪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要件。在解决农转非问题上,收受他人财物的是马某,而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解决农转非的刘某却未收受他人财物;在工作调动问题上,刘某虽收受了他人财物,但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办妥调动手续的却是马某。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假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将上述案件置于一个稍长一点的过程中来考察,便不难发现,马某在解决农转非问题上所收受的他人财物的性质是马某为他人谋取工作调动利益所受贿赂的事前预付;刘某在工作调动问题上所收受的他人财物的性质,是刘某为他人谋取农转非利益所受贿赂的事后补偿。这种在某一具体的受贿案件中由两个以上的受贿主体分别实施受贿罪所要求的行为要件,既达到了受贿的目的,又可免于定上受贿之罪名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可谓屡见不鲜。如果刑事立法不及时修正受贿罪构成要件关于必须由同一犯罪主体来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组行为要件的立法要求,则无异在受贿罪的行为要件的规定上为刘某、马某之流留下了一道畅通无阻的立法空隙,可任其大胆地往前走。
  三、受贿的发生是以给付财物者对获取利益的期待为前提,而给付了财物并不一定能发生给付财物者必然能获取所期待的某种利益的结果,且在权力持有者弄权作梗的情况下,给付财物者给付的目的是为了排除自己正当利益的被阻碍,并非要权力持有者为其谋取利益。因此,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必须具备的行为要件应当从受贿罪的定义中予以删除。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谋取”二字是“设法取得”的意思,即是否构成受贿罪要以受贿者是否实施了为他人去设法取得利益之行为为前提。未实施帮助他人设法取得某种利益之行为,即使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构成受贿罪。如:冯某,某县人事局干部股股长。冯某借办理干部正常调动手续的机会,以“要研究研究”,“待请示一下”,“得征求征求接受单位的意见”“看看接受单位编制是否超”,“我县人才外流的问题很严重”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故意弄权设卡,拖延办理调动手续的时间,迫使当事人持财物上门。数年中,收受他人财物万余元。
  本案在审理中,冯某的辩护律师便为冯某作了无罪辩护。无罪的理由是:第一,通常的情况下,向当事人索取财物,只须以积极作为的形式去进行,冯某未向当事人索取财物,而是当事人将财物“自愿”送上门去。因此,排除了依照法律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给冯某定受贿罪的可能。第二,冯某虽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但并未为他人谋取利益。他人未送财物前,冯某是弄权设阻,延缓他人获得当得利益的时间。他人送给财物后,所获得的利益是他人当得的利益,而不是冯某为他人谋取的利益。因此,对冯某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只能视为一种不正之风,按党纪、政纪处理,而不能绳之以刑法。
  象冯某这类在冠冕堂皇的外衣遮盖下所实施的巧取豪夺行为,都可依法提出开脱罪责的理由,可见刑事立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表述为受贿者免受刑法的追究开了多大的缺口。更何况现实生活中只收受他人财物,根本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者,更是大有人在。对于这类不讲“职业道德”的受贿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要件便恰好为其提供了立法庇护。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利益”二字,究竟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是确定利益还是期待利益?立法未赋予这一概念以确切内涵。司法实践中,本着“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只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眼前的利益,于是,对于在权力与财物的相互垂钓中不显山不露水悄然实施的贿赂犯罪,司法者就很难从现行刑法典中找出惩治的法律依据。如:陈某,某农场劳改就业人员。陈某自承包该农场建筑公司下属一工程队后,靠逢年过节给农场领导送几瓶“茅台”酒、几条“中华烟”,给农场领导子女包上千儿八百的“压岁钱”,平时给农场领导送些空调、彩电、冰箱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遇农场领导或其亲属生病以及家中有婚丧喜庆之事,则放点“人情债”等一系列并非“行贿”的行为,获得了在组织的“关怀”下“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入党、晋升,在农场占地一片,修建了庭院,盖起了豪华楼房等一系列并非农场领导为其“谋取”的利益。
  本案中的陈某给予农场领导的财物,虽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利益请托,但却明显是对获得长远的、不确定利益的期待,农场领导收受陈某的财物,虽不能指认他们为陈某谋取过哪些确定的利益,但陈某各种利益的获得,应当说都与农场领导收受了陈某的财物息息相关。这就足以说明,贿赂案件中财物对权力的购买,并非为立法者所想象的那般仅仅局限于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简单商品交换形式来实施,还可以采取“预付”、“赊购”、“期货贸易”等形式来进行。中国数千年来均以“礼义之邦”见称于世,中国的国民都很讲究“礼义廉耻”,发生在中国的贿赂案件亦具有“中国的特色”,即:行、受贿双方都很注重“文明”行贿,“文明”受贿,力避将贿赂庸俗化。因此,行贿者出自对长远的、不确定利益获取的期待和为日后获取确定利益的方便,很注意在”平时多烧香”方面做文章,以免“临时抱佛脚”,通过“感情投资”的方式去追求潜移默化的最佳效果。受贿者在收受他人财物时,当然更不至于糊涂到连他人现在送财物给我必定是日后有求于我这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因此,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便意味着是默许了日后“为他人谋取利益”。默契达成,彼此有数,“信誉”第一,大家体面。这便是中国的行贿者高明之处和受贿者精明所在。可以这样说,以“感情投资”方式所实施的贿赂是当前中国贿赂犯罪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刑事立法在表述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时,如果不能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社会主义的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个贿赂公行的世界。既然“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客观上起到了庇护上述种种受贿行为的作用,那么,为了有效地避免受贿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从立法上予以删除,便成为惩治受贿犯罪所必需。
  通过以上对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存在的缺陷进行的多角度分析与修改设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对受贿罪作出如下定义:
  非法收受他人欲通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之职务,以实现对获取某种确定的或不确定的利益的期待而给付的财物,是受贿罪。
  索取他人财物或故意阻碍他人获取当得利益迫使他人给付财物的,比照受贿罪从重处罚。
【注释】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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